本文为“全国尘肺病农民工新闻好作品大赛”初审入围作品。原文转载于《云南信息报》，刊发日期：2011-11-07，原文标题《尘肺之殇 大爱清尘》。

一群怀揣致富梦想的农民，赤手空拳地被卷入了工业化进程。生活艰苦，让他们没有任何防护意识，也让他们极其能忍，而直到病发，权利与救济依然匮乏。

这是一组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数字：我国通过职业病鉴定的有67万多尘肺病人，死亡率22.04%，职业病患者平均年龄为37.5岁，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例数的70.2%。未作鉴定的尘肺病人估计在600万以上，这些病人中，80%以上是农民工。他们集中于矿山开采、建材制造、冶金铸造、爆破等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是各地拉动GDP增长的主力。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带来的是大规模爆发的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在维权赔偿道路需要漫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救助问题？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如何让尘肺病农民工有尊严地站着死去？

（看着自己的肺部影像，尘肺病人等待有一天社会能给他们公正的力量。）

跪着，是所有尘肺病农民工离世的最后姿势。跪着呼吸，跪着睡觉，一躺下，就有窒息而亡的危险。正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他们的肺，在追赶急驶的GDP车轮时衰竭而死；他们的肺，在为富不仁的粉尘飞扬中窒息而亡。

尘肺病农民工到底怎样分担着时代高速发展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用青春和健康浇铸了城市的繁华，最后，却得不到制度的保障。维权难于上青天，贫病交加，他们中的很多人家破人亡；尘肺病不能根治，他们只能跪着等死……

今年6月，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腾讯网、搜狐公益，共同发起“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全社会爱心，鼓励最广泛的志愿行动，共同救治尘肺病农民兄弟及其家庭。

“能救一个是一个！”王克勤呼吁。死亡名单在继续，救援在继续……

（长年粉尘工作让这张脸变得毫无生机）

（很多工人每天就生活在充满粉尘的环境里）

（就是这样尘土飞扬的恶劣环境，让他们患上了最严重的职业病：尘肺病）

尘肺之痛

2010年12月16日，一群深圳农民工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这本杂志评出了2009年世界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位居亚军。理由是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的普通工人。当中国的工人赢得世界的尊重，他们中的一群却在死亡线上挣扎。

呼吸，有多难

9月28日，昭通盐津县盐井镇椒子村的村民罗开寿，在艰难的喘息声中离开了人世，享年47岁。数年前，他在山西省繁峙县的一个金矿打工。回家后发现自己得了矽肺病，喘不上气，咳血。维权无门，生活赤贫，正当千辛万苦等来了一次洗肺的机会时，他的病情恶化，遗憾而痛苦地死去。

在盐津，像罗开寿一样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确诊的有数十名。近两年来陆续离世的就有5名。

2011年1月31日，39岁的四川乐山尘肺病患者王祖华病故。据他的亲人描述，王祖华是跪着死去的。“每一个尘肺病人都要经受这苦难的煎熬，都要艰难走过人生最后的历程。”一名医生说。他们只能跪在床上不能平躺，否则会因窒息而死。跪着，是所有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

“几乎每一个尘肺病人都是被憋死的，死状极其悲惨。” 《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著名记者王克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愈贫困愈尘肺，愈尘肺愈贫困。”东部地区的尘肺病人较少，因为很少有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愿意到环境糟糕的地方打工。中西部地区的较多。王克勤讲述过一个例子，在甘肃省甘洛县响水村，他见到一个78岁的老人，她的4个儿子死了，3个均死于尘肺病，最小的儿子把老太太的棺材带走了，没办法，儿媳妇又给老太太买了一口棺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在云南，除了盐津发现尘肺病人外，按照“大爱清尘”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在昭通水富县，确诊的有40多名尘肺病人，已死亡10多人。在宣威确诊的有11名，在云南奥宁梓业公司确诊的有25名。

云南宣威市来宾镇龙洞乡铺田村代家兄弟6人，大哥代普华死时55岁，二哥代普忠死时45岁，死前都不停咳嗽，呼吸困难。三哥代普祥2010年2月去世时46岁，患尘肺病Ⅲ期、肺裂。46岁的代普通患尘肺病Ⅰ期，40岁的弟弟代普伟患尘肺病Ⅲ期。38岁的代普彪，患尘肺病Ⅱ期。

在甘肃、在湖南、在黑龙江……尘肺病人遍布整个中国，该病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据统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现患527431例。去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23812例，死亡病例679例。去年，报告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7.42%。

同时，尘肺病多发于高粉尘、高污染的土作坊、小矿山。尘肺病人中农民工占了80%以上，数量巨大。他们散居在村庄、隐匿于人群，因无钱医治，大部分病重的尘肺病农民工兄弟几乎个个跪着求活。

维权，有多难

“是死是活，都要洗一次。” 37岁的尘肺病Ⅲ期农民马江山发出这样的呼喊。他因上世纪90年代在小金矿打工身患尘肺病三期。得了尘肺病，只有通过洗肺才能缓解病情，而一贫如洗的家庭哪有上万元钱来洗肺？他不断奔走，债台高筑，维权无门。

马家兄弟四人，老大马福山尘肺一期，老二马俊山和老三马召山尘肺二期，老四马江山尘肺三期，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职业病患者平均年龄为37.5岁，70.2%为尘肺病，近四成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进入了尘肺病高发期，并呈现出家族式、村庄式集中爆发、大量死亡的态势。尘肺病患者理应获得工伤赔偿，但在现实中，他们往往维权无门。

云南盐津县，2009年就成立了由两名副县长牵头，司法局、卫生局、信访局、民政局等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维权工作组”，专门为数十名在山西打工得了尘肺病的农民工维权。但到现在，维权工作仍没有大的突破。有了政府帮助尚且如此，全国那些普遍“单打独斗”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更是难于上青天。

这条维权之路到底有多难？要赔偿，就得找用人单位。但是，“尘肺病的潜伏期很长，并不一定立即发病，最长的能到10多年，那时已经找不到哪个老板来负责了。”王克勤说，即便找到用人单位，按照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工伤索赔的依据必须是获得专业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报告，仅仅有体检结果是没有用的。

进行职业病鉴定，首先要有用工合同，其次，要劳工提交用人单位出具的职业粉尘接触史证明。第三，鉴定申请由企业提交。“很多劳工都没有劳动合同，而考量并顾忌劳工身体健康的企业为数甚少，不会有职业粉尘接触史证明，即使有，大多数企业也不会出具、提交。”王克勤说，按照公开的数字，目前我国作了职业病鉴定并被认为是职业病的有67万多人，但是，作了职业病鉴定的占很少一部分，卫生部的几位专家认为中国的尘肺病人至少在600万人。

繁琐的职业病鉴定之后方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而在拿到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后，又要经过几十天甚至上百天的等待，很多劳工就死在维权的路上。王克勤说，尘肺病不能根治，但是有了必要的治疗和休养，还是可以活到60岁、70岁，但是农民工哪有钱来治疗？为了维持生活，还得带病劳动，加重病情。

大爱清尘

为了让尘肺病农民工兄弟获得顺畅的呼吸，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年6月，王克勤团队、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腾讯网、搜狐公益四方共同发起“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全社会爱心，鼓励最广泛的志愿行动，共同救治尘肺病农民兄弟及其家庭。截至11月6日24时，善款总额已达1088804.38元。目前，已经救助和正在救助的尘肺病农民工近300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行动起来，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古浪维权奏响序曲

2009年，河北农民工张海超为证明自己患有职业病，请求“开胸验肺”，引起社会对尘肺病人这个群体的关注。到今年初，一个名为“古浪尘肺病人大救援”的活动进入公众视野。当时还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王克勤是主要推动者之一。

（河南小伙张海超不惜开胸验肺“自证清白”）

王克勤介绍，去年以来，他部门的记者火兴才作了一个关于甘肃古浪尘肺病农民工维权无门的报道，他和火兴才商量不断作报道。后来古浪的几名农民工就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送锦旗，感谢是其表，求助是其里。王克勤意识到，一家媒体的力量是不够的，他就联系了中央、地方多家媒体，力求更广泛地报道和寻求社会的救助，这就有了甘肃最早的尘肺村救助行动。

后来他觉得这些还不够，突然想到自己有微博，通过新浪微博最早发出了甘肃古浪尘肺病人的处境：患有尘肺146人，记者采访后又连续死了5个，很多人连年都过不去。后来一个名为北京厨子的网友联系他，准备到古浪去推动尘肺病的救助行动。后来就有了古浪尘肺病救援行动。今年1月13日下午，曾因“开胸验肺”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张海超前往甘肃省古浪县黑松驿镇，声援古浪尘肺病人维权行动。通过微博，这一次尝试性的救援探索，带回了志愿者、网友捐款、各方媒体，以及外界触动之下的政府行动。最终100多名尘肺病人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救助。

王克勤说，之后，古浪救助团队的一名志愿者接到四川乐山的求助，后团队又推动了乐山的救援行动。

微博的力量

几次的救援行动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越来越多，王克勤团队开始思考：能不能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和救援。之后便有了“大爱清尘”。

2011年6月15日14时30分许，“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的启动仪式在京成功举行。行动由王克勤团队、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腾讯网、搜狐公益联合发起。行动第一阶段将持续整整一年，从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整个行动分为广泛动员阶段、定点救治阶段、全面推动阶段。

大爱清尘行动旨在实现以下四个目标：第一，拯救更多生命。通过募集大量社会善款，帮助尽可能多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治病，保住宝贵的生命。第二，让全社会形成杜绝尘肺病的广泛共识。通过动员各种可能动员的传播力量，让打工者、农民工以及整个社会重视尘肺病的危害，主动预防和杜绝尘肺病。第三，通过正确宣传企业与政府的责任，让更多的企业与政府部门重视劳工健康保障与职业保护，从而依法履行责任、承担责任，并且能够减少类似职业病工伤的出现。第四，通过法律研讨，提出法律修改意见，完善立法，从而杜绝劳工再频发尘肺病的制度性漏洞。

大爱清尘行动的救治模式为：选定一个尘肺病集中爆发地为项目地区，然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筹集善款，按照就近原则，与有资质的尘肺病专科医院合作，将救治资金直接汇入合作医院的指定账号，组织当地尘肺病患者入院治疗。

随后，腾讯、搜狐、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均在其官方网站设立了“大爱清尘”的专题捐助页面，“大爱清尘”官方微博在各大微博上滚动发出求助和捐助信息。王克勤等志愿者个人的微博也不断更新救助信息。一场以网络为平台、轰轰烈烈的救助行动开始了。

如今，4个月过去了，按照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腾讯微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11月6日24时，善款总额已达1088804.38元。捐赠者有网友、公民个人，也有企业、社会团体，捐款数额从1元到上万元不等，积少成多。目前，已经完成第一、二批尘肺病人的救助，共救助尘肺病农民工180多 人。第三批救助活动顺利进行中，救助患者正接受专业治疗，病情得到控制。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持续更新每一名受救助者的救助进展，以文字、图片、数据（费用）等形式呈现。

陕西安康市岚皋县石门镇芙蓉村的刘光发，经确诊为尘肺三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于9月8日接受洗肺手术。手术后，刘光发身体恢复良好，于9月14日出院，专家建议回家继续调养，共花费11346.6元。无数个刘光发在全社会的爱心中获得新生。

能救一个是一个

王克勤介绍，此次救援大概分为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项目救援。农民工提出申请，出具一定等级的医院的诊断报告，救助团队建立数据库，请医疗专家组分析筛选，哪些人可以纳入救助范畴，随后公布名单，分批次、阶段进行救援。救助团队与有实际治疗能力的医院签署合约，跟被救援的农民工也要签署合约。

“有些人不愿意通过基金会，只愿意一对一救援，这样的话就有了第二种救助方式。”王克勤说，比如由几个网友总共筹1万元钱，用于某一个病人的救治。志愿者带着钱到尘肺病农民工那儿，安排把钱一定交到医院、一定把人送到医院。“钱直接交给患者本人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他会不会把钱花在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尽力保证把钱花在每个劳工的救助上。”整个过程中，由援助人提供相应的交通食宿费，由志愿者进行服务。

第三种方式，就是给太贫困的尘肺病人家庭进行贫困援助，给尘肺病劳工的孩子实施教育援助等等。“比如给病人家庭提供制氧机，一到冬天，农村天寒地冻，尘肺病人几乎没办法呼吸，尤其晚上日子很难熬。制氧机放着，至少能保证他们的睡眠。”王克勤团队与制氧机厂家直接联系，启动制氧机的赠送行动。再比如，微博发起为四川汉源县19岁女孩广兴静捐助复读学费重温高考梦，今年高考前两周母亲因病离世，学习优异的她仅考367分。现与52岁尘肺病三期的父亲相依为命。她想复读再考，无学费。此外，还通过微博发起捐赠尘肺病人过冬衣服的行动等等。

“我们的国家制度性地把尘肺病农民兄弟排挤在维权救济之外，很多农民工死在上访途中。”王克勤说，不久前，四川犍为县的一个农民工，下午4点还在乡政府讨说法，晚上8点死了。“尘肺晚期患者，随时有可能死亡。因此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必须签订救助协议，因为不知道在火车上、汽车上、救援的路上，尘肺病人会发生意外。”他说，“我们现在只能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能帮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是一个！”

救援困境

“尘肺病救助，刚开始是媒体人的无奈；之后是动员更多媒介，依然是无奈；于是想到通过微博进行媒介动员与公民行动的动员。之后便有关于尘肺病在甘肃古浪、四川乐山的公民个人救助行动。正是公民个人救助行动存在许多问题及政治、法律上的风险，后来，我们选择了与基金会合作的模式。整个救助过程中困难重重”。

政治法律风险

救助尘肺病人，从甘肃古浪到四川乐山，整个救助活动中王克勤团队苦苦摸索，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发现，公民个体实施救援，存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风险。比如筹集资金，一不小心就涉嫌非法集资或经济诈骗。

“大爱清尘以前的救助活动，整体来讲，叫公民个体以微博为平台的自我救助。”王克勤说，这个模式存在种种“不安全”。比如对于捐助账单农民工会有怀疑，公众也有疑惑。救助团队开始是在一个尘肺病农民工代表那里开设账号，后有捐助者给这个账号打进了8000元，但这个代表坚决否认。直到现在，为了这8000元，当地的尘肺病农民工还跟这个代表发生了纠纷。后来又在一个志愿者那儿设立账号，发现给他也会带来风险。最后在乐山的救援，他们是把账号设立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后期的捐助直接打到医院账上。“这样相对靠谱一些。”

“几次救援后，腾讯网找到我，能不能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和救援。我们找到中华救助基金会，建立合作。于是我们的救援行动就有了一个合法的项目，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由中华救助基金会收取5%的管理费，我们的团队来推动救援。”王克勤介绍。

“大爱清尘”实施过程中，救助团队仍遇到不少困难。活动开始不到3个月，他们就收到2000多尘肺病民工的求助。尘肺病人的治疗通常有两种：一是开放性治疗，即洗肺；二是保守治疗。两种治疗方式通常每人需要1万元左右。但是目前筹集的资金100万元多一点，顶多能救援100个人，但事实上需要救援的有六七百万人。

生命跑不过法律程序

“大爱清尘”有一个终极性的目标：让全社会形成杜绝尘肺病的广泛共识，让更多的企业与政府部门重视劳工健康保障与职业保护，依法履行责任、承担责任。同时通过法律研讨，提出法律修改意见，完善立法，从而杜绝劳工再频发尘肺病的制度性漏洞。

生命跑不过法律程序，几乎是很多中国职业病患者的宿命。10月24日，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第二次提请审议。这次修法，被认为在降低职业病诊断门槛、强化政府责任方面有所进步。它能改变尘肺病劳工们的命运吗？

尘肺病工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诊断机构太少。按规定，省级以上卫生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方可进行职业病诊断。当年不惜“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曾到多家二三级医院就诊，但都无法得到尘肺病诊断结论——他们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此次修法的《草案》进一步打破限制，明确了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具备条件，使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都可以取得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同时还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不得拒绝劳动者进行诊断的要求。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统计，职业病维权最多达12项程序，加起来可达到1926天。但此次的《草案》并未对现有的程序加以简化，仅对职业病诊断的门槛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草案》要求，在用人单位不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资料的情况下，诊断机构应当结合劳动者的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和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并参考劳动者的自述等，做出职业病诊断结论。《草案》二次审议稿还拟规定，“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需要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时，可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现场调查；用人单位不得拒绝、阻挠。”

对于多头监管的问题，监管主体的不明确使得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无所适从。此次修法将“理顺卫生监督管理体制”作为重点，把“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明确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三个部门负责。

“其实现行法律已很完备，重在难执行。”很多学者担心，修法如解决不了“执行难”问题，对改善职业病维权的效果不会太大。“迷信公权力监管、执法的思路，是缘木求鱼。”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是，确认、指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不最大化地预防和降低工业风险的问题，劳动者通过合法正当的集体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又有学者担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集体协商和集体行动，都有赖于工会的作用，但当前的工会地位尴尬，难有作为。

职业病防治法能走多远？“大爱清尘”能走多远？尘肺病劳工的维权之路能走多远？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文转载于《云南信息报》，刊发日期：2011-11-07，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