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自助工伤维权——艰难维持的“
2014-06-25 09: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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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波在佛山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工伤探访。南都记者郭继江摄
“断指工老杨之死”追踪
建议政府设立专业的工伤探访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何晓波
不是所有案子都有调解的基础，尤其是受限于目前的工伤制度时。陈娟娟
老杨之死折射出的工伤维权困境，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劳动法的执行，不得不重新强调岗前安全培训的重要性，但这些涉及制度、法律相关的变革和完善尚待时间来完成。目前，民间已有多种自助工伤维权的模式，它们迅速成长，但也面临着资金匮乏、人员不足等问题。有人指出，要破解这些困境，政府在不断完善维权制度外，还应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扶持工伤维权民间自助组织的成长。
A
NGO工伤探访
提供工伤维权的专业服务
「释义：NGO，英文“non-governm 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对于受伤的工友，我们没能力直接帮他们实现索赔，但却能指导他们维权，这也是我们推行工伤探访最大的意义。”在佛山打工族之家负责人何晓波看来，工伤维权困境的存在，除了制度层面的缺陷，还有工人自身的原因，“他们很多不知道工伤，更不知如何维权，迫切需要专业的服务。”
「历程」佛山打工族之家已探访4万多工伤者
何晓波此前也是个工人，2006年5月在佛山受了工伤。住院期间，广州打工族服务部的志愿者前来探访，发放维权手册，指导维权程序。此后，何晓波更是在该组织的辅导下成功维权，获赔5万多元。这让他眼前一亮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组织？
何晓波全心向往，并在做了4个月志愿者后顺利转为正式社工。从那时起，他就奔波在广州、佛山、中山、东莞等地做工伤探访。他发现，佛山的工伤状况比中山、广州等地更严峻，“每次探访都能遇到三四十个新工伤”。他遂萌发了在佛山成立工作室的想法，2007年6月最终实现。
从此，何晓波便在佛山扎根，探访工伤，发展志愿者，收录工伤数据，同时指导受伤工友维权。据其介绍，他在佛山探访过的工伤者迄今已超过4万，登记在册的有4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找到佛山打工族之家寻求工伤维权帮助。何晓波和志愿者指导求助者填材料，安抚其心理，有时甚至扮演其官司代理人的角色。“很自豪地说，这些人最终都得到了赔偿，60%通过调解，其他的通过打官司。”
如今，佛山打工族之家已有自愿者100多人，曾参与工伤探访的近40人。
「探访技巧」探访时尽量不要引起医生护士注意
何晓波介绍，工伤探访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受伤工友提供维权知识和心理辅导，同时还会收集工伤数据，最终做出研究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
在探访前，何晓波和志愿者需要准备《工伤者权益手册》（包括工伤介绍及相关法律法规）、工伤处理注意事项的传单、《工伤探访表》和相关名片。随后，他们直接到医院。何晓波总结，工伤基本都在手外科或烧伤科。
6月6日下午，记者与何晓波一同来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伤探访。何晓波称，尽量不要引起护士和医生的注意，不然可能被赶出来，“10次探访6次会遭遇驱逐”。
只见他走进病房，先观察一下房内病人的表情，然后问：“老乡，你是不是工伤？”如得回应，他就会深入了解其受伤情况，同时介绍相关维权知识，最后填写探访表。但很多人并不配合，有的怀疑其动机，有的则根本不愿与陌生人谈话。“这很正常，关键是你的态度要诚恳，也要表明你的立场，你是去帮他的，不是骗他。”
在记者跟访的一个多小时内，何晓波与另一个志愿者探访了10多位病人，其中6人是工伤，有4人愿意详聊，但只要1人愿意填写探访表。
探访后，何晓波和志愿者需要对探访情况进行整理，工伤探访表上有关行业、工伤种类等信息需要每月汇总分析。事实上，该组织已将2003年到2010年的1万多份探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五金和家具行业是工伤最频发的行业，分别占27.58%和16.21%；手外伤则是最大的工伤种类，占82.56%.“这些结论对于政府完善工伤服务和制度都有好处。”
「困境及建议」有专业服务却没有足够资源来拓展
在何晓波帮助的工友中，最快维权的花了4个月，最慢的则花了3年，工人拖不起的现状让他感慨。“工伤探访实际上是把工伤维权问题解决在链条的最起端，对工伤者和整个社会稳定均有好处，值得全面推广。”他想在佛山乃至整个珠三角推广工伤探访项目，设想着以后有更多普通市民也参与其中，互爱互助，但却面临着多重困境。
首先是其身份的缺失，一个N G O组织如何取信于工人和医院？其次是其资金的匮乏，他从一些基金会申请的项目资金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预算。“算上车费、印刷费等成本，每月探访20天也至少需要4000元，我们很多志愿者都自掏腰包。”最后，该组织面临着人员紧缺，真正的社工只有何晓波一个，固定探访的志愿者不到10人。
在何晓波看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给力，劳动部门、工青妇等组织都应参与到工伤探访中。“他们有资源，而很多N G O组织有专业服务，却没有足够资源来拓展。”何晓波建议政府设立专业的工伤探访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实际上，设立专业基金服务工伤、职业病探访或工伤、职业病补偿的模式在香港已很盛行。以尘肺病的补偿为例，香港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赔偿基金，由政府管理，按固定比例向相关行业征款作赔偿和营运经费，一旦确诊为尘肺病，即可直接向政府申请赔偿，不必与厂方纠缠。何晓波认为，佛山政府也可学习香港的模式，设立专门基金，为工伤探访这类民间自救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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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调解以政府为中介避开繁杂维权程序
实际上，还有一种介乎法律程序与民间自助之间的工伤维权模式，而这也是大多数人倾向采用的模式工伤调解。但这样以政府为中介，避开繁杂程序的模式同样存在难调解的困境。
在禅城区法制局（办）工作10年，陈娟娟见证了太多“让人心碎”的案例。作为劳动行政复议业务的主要经办人，对工伤维权者的艰辛，她说自己一直都感同身受。正因为此，近年来只要一接手此类案件，她总要想方设法调解，“希望能帮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扫描」总结出“背靠背调解”办法
下班途中发生车祸、厂区内被人殴打、搬运工腰肌劳损……如此等等，陈娟娟说，相对于工厂里的安全生产事故，这类事件一直都是工伤立法的盲区。“一旦处理不慎，劳动者极容易产生报复或怨怒的念头。”
根据她的统计，在禅城区每年3000多宗工伤认定案件中，一般也就数十宗最后没能做工伤认定。让她个人最为欣慰的是，尽管一些工伤事故没认定，但最后也都通过调解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一些补偿。
一个在夜总会上班的“啤酒妹”，凌晨下班打摩的经过季华路下行隧道，意外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禅城区人社局认定非工伤，其家人不服，遂向禅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陈娟娟接受此案后，了解到她生前还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而坐摩的死亡，其过错也不在其个人，“上下班途中意外”纳入工伤认定也有先例，遂将该夜总会列为第三人，展开调解，最后的结果是赔偿15万。
这种调解，在陈娟娟看来就是种“良心活”：可做可不做，但最后却总会逼自己去做。调解的方法灵活多样，在实践中，陈娟娟和同事们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办法，叫“背靠背调解”，其中包括：要掌握法理、同等案例说明、分别调解、多人调解、善于倾听等。
「困难」治疗时间超48小时不能认定为工伤
陈娟娟说，不是所有案子都有调解的基础，尤其是受限于目前的工伤制度时。她注意到不久前刚发生的一则新闻，说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被病人家属“围攻”，原因是治疗时间超过了48小时，最后仍死亡。“超过48小时，就不能被认定为工伤，这类案子我们也很头疼。”
让她最为心碎的一个案例，即是源自该规定。一对来自湖北的小夫妻，丈夫在上班途中突发重病，送至医院后终救治无效死亡，但由于已超过48小时，最后人社局即认定不构成工伤。他妻子不服，复议至禅城区政府。办公室的同事至今记得，当事人上门时，说着说着陈娟娟就跟她一起抱头痛哭。她还做着调解的努力，但用人单位最多只肯给3.5万元。
经历了这些年的工伤案件处理，陈娟娟和同事们的最大心愿是期待政府能设立一个救助基金。“有劳动合同、有买社保的，一切都还好办。但不签合同的，毕竟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一旦遭遇工伤，也就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
其他民间自助模式
「王克勤“大爱清尘”」可通过大爱清尘官网申请救助
2011年6月，著名媒体人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基金项目，对尘肺病农民工患者进行救助。项目运行目前已近1年，至今年5月2日，共救治212位患者。
在目前的工伤体系中，职业病也被纳入工伤范畴。而在职业病中，尘肺病是最受关注的一种。大爱清尘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至少有600万尘肺病农民需要救治。
不过，尘肺病患者如果走法律程序申请工伤赔偿，其耗时远甚于诸如断指等显性工伤。据王克勤介绍，90%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都没有劳动合同。“仅确定劳动关系一环，大多数都在一年以上。”
王克勤表示，大爱清尘基金费用全部来自社会募集捐款，款项用途也全部对外公布。目前基金账户总款项430万，其中120万由中央财政拨款。2012年3月，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批准成为独立基金。
“中国的尘肺病90%是农民工，很多都是偏远山区的。”王克勤说，由于尘肺病花费巨大，他们对每名尘肺病患者提供一万元治疗经费，安排专业医院进行系统治疗。公益基金救助的尘肺病患者，需要具有以下特征：农村户口、拿到医院的尘肺病诊断报告、家庭经济困难者。“如果有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可通过大爱清尘官网以及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官方网站申请。”
「周立太“风险代理”」不少农民工打赢官司后不愿交代理费
周立太1996年5月开创“风险代理”模式，为受工伤的农民工维权。所谓“风险代理”模式，就是工伤受伤者不用付律师费，先跟周立太签订合同，然后等到打赢官司后，根据合同规定，向拿到赔偿的工伤工人收取约10%-30%的风险代理费。不过，现实的尴尬在于不少农民工打赢官司拿到钱后，却不愿意交代理费，而从去年开始，国外基金对周立太律所的资助也中断，目前律所运营都很艰难。
周立太曾创造了中国工伤赔偿假肢更换费的先例，也曾代理国内最大工伤赔偿案件刘涛诉深圳金龙毛绒布织造有限公司，获得158万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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