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邓荔莉
         王克勤这个名字，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但那些被他揭开过的黑幕，如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疫苗黑幕等，想必你一定十分熟悉。每一次，他的报道都让我们直面那些被掩盖的触目惊心，那些血与泪交织的真实；每一次，他的报道都极有力地推动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让我们离阳光、安全更近一点。20 多年来，王克勤的新闻理念不断在蜕变和升华，但在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身为一名记者、一个公民所负有的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虽然已不再为某家媒体供职，但其实，他的揭黑调查之路，依旧在继续。
 
         见到王克勤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彻底的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5次“被离开”自己所任职的媒体。而这一次，49 岁、顶了多年中国“第一揭黑记者”头衔的王克勤，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
        王克勤额头光亮，眼睛炯炯有神，穿着非常朴素，完全没有“名记”的架子。对于自己因为报道真相而屡次被开除，他似乎没有丝毫的顾影自怜。说起他过往的种种经历，这个西北汉子语调抑扬顿挫，极有感染力。

认真的宣传工作者
       
        1984 年，20 岁的王克勤从兰州商业学校毕业后，并没有直接进入新闻领域。由于他在学校的突出表现，受到学校老师的一致认可，经学校领导极力推荐，王克勤被分配到兰州市委财贸部从事文秘工作。
        在此期间，王克勤发现同办公室的老同志经常把单位收集到的信息整理成新闻稿子，往兰州的各家报社投寄，没几天就能见报。王克勤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于是也学着整理单位的材料，向一些报社投稿，渐渐地，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编外新闻记者。
        此后，王克勤先后在外贸进出口公司、国有工厂里从事业务主管、副厂长等工作。1989 年 1 月，他调入了甘肃经济日报社，开始正式成为一名职业记者。
        王克勤做记者是从写宣传报道稿件开始的，回忆起当年采访省长的经历，王克勤调侃道：“当时感觉无限荣光。”所以，即便是写些宣传稿件，王克勤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后来，在《甘肃经济日报》做记者的过程中，他经常会遇到一些被剥夺利益的基层上访民众，希望通过媒体曝光，维护自己的权利。面对这些许多媒体避之不及的群体，出生于山村的王克勤，对这些上访者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看着那些与自己父辈一般年长的老农，涕泗横流地跪在他面前哀求时，王克勤感到了“难以承受的重量”。当时的唯一想法，就是应该为这些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此之后，王克勤便不再满足于写宣传稿时那份虚无缥缈的“无限荣光”，而是展开具有纵深性的调查，走上了跌宕起伏“揭黑之路”。

朴素的为民请命者
       
        王克勤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平民情结和人道主义关怀。在《甘肃经济日报》做记者的时侯，王克勤所做的调查性报道基本都是民生类的选题，关怀弱势群体的悲惨遭遇，揭露权力对老百姓利益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即使是经济类选题，王克勤也极少站在一种精英式的角度对整个宏观经济做分析报道，而是关注与普通人甚至与社会最底层人民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因为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来说，这些问题关乎他们的生存、关乎他们的生命。而对于生命、生命权的关注，尤其是对于普通人生命的关注，王克勤认为：“这是所有新闻人必须放在第一位的价值理念。我们的调查报道就要把维护这些普通人的生命权作为第一要义。”
        2000 年 11 月，王克勤接到众多股民们一系列关于兰州证券的控诉。随即 , 王克勤到黑市假装炒股,先后以下岗职工、小生意人、上班族等多重身份，出入兰州各个股市探访。他发现 , 近 5 年来，仅兰州这个 270 万人口的城市，就先后存在过 50 多家证券诈骗黑市，诈骗老百姓的血汗钱达八九亿元之巨。这些公司都没有证监会颁发的证券经营许可证及股票交易席位号，根本没资格进行证券交易。他们与上海、深圳的交易所根本没有连线，只是通过卫星接收器、互联网等渠道接收股市行情信息，建成一个模拟的股票交易系统，所谓的买人、卖出不过是欲盖弥彰的障眼法而已。股民们投进的钱直接装进了这些所谓的证券公司幕后老板们的腰包，根本没有参与股票投资与交易。
        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王克勤发现这些黑股市的内幕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怖：许多证券黑市都有自己的黑打手， 一些证券公司的人时常扬言要把某某“做了”，有一家黑公司甚至还有一支由 18 人组成且人手一支微型冲锋枪的“微冲队”。12月下旬，四处探访的王克勤接到了第一个警告电话：“王记者，你注意点，不要胡整。”之后，“要打断他的腿，要剥了他的皮”之类的传言接踵而至。职业的敏感让王克勤感到此事案情重大，同时他也深深地感受到这张黑网势力之大以及自己力量的单薄。为此，王克勤找到了《中国经济时报》驻甘肃的记者王宏，和他联手调查此事。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采访以及整理，2001 年2 月 3 日，长达 1.8 万字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一文终于在《中国经济时报》刊发。此文一出，便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被誉为“2001 中国经济秩序整顿年第一案”的兰州证券黑市的黑盖子被彻底掀开了。150 多名犯罪分子被送进了囚房，甘肃部署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铲除证券黑市的运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 26 个城市先后清除了数百家黑市，为全中国老百姓挽回了至少数百亿元的损失。从文章发表的第二日开始，甘肃当地各个媒体和国内几乎所有门户和新闻类网站都转载了此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社会经纬》、《财经报道》三个栏目组前往兰州继续跟踪报道此事。
        然而，这篇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福音的报道，却让王克勤经历了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新年。王克勤接连收到数条可怕的恐吓短信，其家人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报警后，4 名荷枪实弹的便衣刑警住进了他家进行全天候保护。同时，他还听说有人要用500万买他的人头，他也因此被业内戏称为“身价最高”的记者。
        因为这篇报道，王克勤被迫从《甘肃经济日报》下岗，原因是他的报道“夸大其词”，“给甘肃抹黑”，民间也盛传此篇报道“断了省里某位领导的财路”。而后他转走《西部发展报》，担任报纸执行总监，但两个月后，报社的资金链条便宣告中断，王克勤再次流离失所。这年的 8 月，王克勤辗转到了《西部商报》。如果换了其他人，在经历这样的打击迫害之后，至少知道该守守“规矩”了，而王克勤却在此时走了一步更险的棋。
        在《西部商报》上任之初，他便接到举报，在甘肃岷县堡子乡有乡干部逼迫村民在 10 个自然村选举出 200 多名“劣迹人”，对“劣迹人”进行劳动改造和罚款，不交罚款就打，打昏、打伤、打残、打死十多人。王克勤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当地暗访了 7 天 7 夜，10 月 17 日，他撰写的一篇以《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为题的深度调查在《西部商报》上发表，甘肃堡子乡基层干部搞的“劣迹人”公选活动，横敛钱财、欺压百姓的奇特事件被一一揭露，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那时候北京正在召开十五届六中全会，触及到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个报道一下子就炸开了，中纪委遂将报道事件作为重点来抓。”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王克勤又无故被《西部商报》扫地出门了。
         也许很多人在好奇，像王克勤这样的记者，为什么会去做那些别人看来既艰难又不讨好的报道，会去冒着“被封杀、被警告、被威胁”的危险去为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奔波拼命”。对此，王克勤坦言：“我这个人，看到别人痛苦，我也会跟着痛苦。别人受到了伤害，就像是自己受到了伤害一样难受。正因为太过痛苦，也因为想减轻痛苦，我必须凭借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些什么，去改变些什么。”在王克勤看来，自己必须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记者。人要有最起码的良知，而记者的天职就是要捍卫人道，“我作为一名记者，看到那些苦难，我必须为弱者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
        报道触动权贵已经不是第一次，而因为自己顽固地坚持真相，颠沛流离于各家报社的遭遇，让这个血性的西北汉子有过委屈、愤懑甚至绝望。被《西部商报》踢出门后，这个一直以来为他人奔波的王克勤走上了为自己维权的上访之路。就在他最迷茫和无助的时候，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发来了一纸调令。

坚定的民主先进追求者
       
         2002 年 1 月，王克勤来到了北京，出任《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自此，他开始了更加专业的调查性报道。而这里也成为王克勤新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个更加广阔的平台上，他结识了很多有思想、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闻人。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以及在北京的新闻实践，让王克勤的新闻理想主义逐渐变得更加成熟与理性，他从一个单纯“为老百姓说话”的有良知的记者，转变为一个关怀着中国的制度建设、想用调查性报道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人。
        2002 年 12 月 6 日，《中国经济时报》用 5 个整版刊登了王克勤撰写的近四万字的长篇深度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王克勤用近半年时间，通过研读大量文件、举报资料，并扎扎实实深入社会底层，先后采访了 100 多位出租车司机、数十家出租车公司和相关部门官员以及专家学者，他发现，北京市许多出租车公司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起家。出租车司机每天十几个小时艰辛劳动所得，几乎全部流进土霸王恶老板腰包。他们的发家手段，一是巧取于司机，二是豪夺于国家，三是劫掠于公众。出租车，一时成为出租车公司“合法”疯狂敛财的工具。王克勤的这篇报道，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独家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的黑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出租车公司及行政管理部门间的利益链及其高度的不合理性。此文成了研究中国出租业乃至研究垄断管制无法绕开的文献，王克勤在调查期间的专业性和投入度，对原始材料的占有量，亦成为中国调查新闻报道的标杆之一。
        此篇报道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当时的温家宝副总理做出三点批示：出租车行业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有关部门深入调查，出台具体整改方案；以北京为试点全面对出租车行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该文直接推进了中国出租车业市场化的全面改革，对“十六大”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案例启发意义。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克勤并没有止步，他已经将这个选题变成了自己持续研究思考的制度性问题，继续对全国的出租车业作做全面的调查，并向国务院作有分量的建言。一直到2009年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还刊登了王克勤所写的《对中国出租车业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对现行出租车管理制度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而在他的个人博客中，从 2005 年到 2009 年，都陆续有他对中国出租车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包括对某些省市制度的考察、设计的问卷、的哥写给他的信等等。
        王克勤的这一系列所为，启蒙了出租车司机的维权自觉，预警了出租车业垄断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尝试。
        新闻不只是记录，新闻还可以影响今天，王克勤，用一篇报道，践行了这一追求。
        2005年11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8个版，4 万字，重磅推出王克勤冒着风险，怀着人道主义情怀采写的《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引起全社会轩然大波。此报道让世人知道了河南上蔡以外另一个被忽视的艾滋病重灾区，展现了众多村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凄惨遭遇。
提起王克勤此次在邢台的采访，配合其采访、如今在邢台血站工作的李黔冀介绍说，王克勤在邢台做调查的时候，挨家挨户到艾滋感染者的家里去调查，与每个当事人见面。虽然王克勤自己工资也不高，但每到一家他还是自己花钱给受害者买点东西。此外，王克勤还去看死去的人的坟墓，每天往返几百公里走访。“晚上回来后，又把我叫到他住的地方，对每个专业的细节都问得特别仔细，而且做了大量的笔记，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我是非常能熬夜的，但遇到王克勤后就不敢再说自己能熬夜了，常常在王克勤的询问中我睡着了，半夜醒来，他还在那里整理材料。”常常工作到凌晨三点多的王克勤，每天天一亮，又踏上了调查的路程。随着不断深入的采访，王克勤发现，众多艾滋病人的患病过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发现感染艾滋病。
        而医院之所以动员输血，是因为每袋血医院会有 300 元左右的收入，这是医院自采血与从血站拿血的差价。为了这个差价，出现了医院、防疫站、卫生院甚至个人建血站、采浆站的热潮。而这些采血站，不少都是不合格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利益链之下，导致了邢台市艾滋病的迅速传播。
        王克勤认为：“这是一个管理体制的漏洞。管理不严是一方面，有关医院、血站有法不依，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在采取措施打击非法采集和出售血液方面态度不坚决。另一方面，是立法的滞后性。虽然从 1987 年起，卫生部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但这些法规及相关法律都没有规定违法责任、罚则，或者规定得不够具体。”
        邢台疫情被全面曝光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政策及救助方面都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邢台政府在各种压力的监督之下，由此前的隐瞒真相逐步开始关注并救助众多的感染者。此外，2006年 3 月，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卫生部颁布的《血站管理办法》开始正式实施。
        虽然王克勤一再强调说这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没有这篇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国家的关注，当然就更不会有政策层面的改变。王克勤的一篇报道，又从根源上救助了许多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定的新闻理想信念的记者，他的职业道路却总是坎坷多舛。2011 年 7月，因为报道真相，触动了权贵利益，王克勤被迫从为之效力了十年的《中国经济时报》离开。同年9 月，王克勤加盟了《经济观察报》，本是信心十足地期待在《经济观察报》中继续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因2012年底的一篇报道，又惹恼了相关部门，王克勤于 2013 年 2 月被开除。
        现阶段的王克勤，主要在从事尘肺病救助的公益活动，虽然与之前从事的调查报道相比起来跨度较大，但用王克勤的话来说：“无论做公益，还是做新闻，其实我都是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