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6日

     由于在本地医院买不到对症的药，刘师傅服用的药都是从外地邮寄。（岳天宇摄）
      

     
             尘肺病人刘应超，如今每天困在他简陋的屋内，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吸氧，每一口气，听来都是一次艰难的喘息。

             这样卧床已经三年。他所在的陈沟村可以仰望嵩山，这个季节，外面已是柳绿花红。而室内，仅听得到刘应超的一呼、一吸，沉重而吃力。没有人来看望，他像隔绝在另外的世界，留在那边的只有他，和他的痛苦。

             活下去，哪怕是再长一点时间

             刘应超年过不惑，看上去却苍老得多。吸氧机、木板床，脸如炭色，黄丝满眼，是走进这间屋子最直观的印象。

             他已经迈过三期尘肺，这是尘肺病人的最高警戒线——这意味着他的肺几乎衰竭成了一块石头，即将失去呼吸的能力，也意味着时间对他已经毫不留情。

             他想活下去，哪怕是再长一点时间。刘应超回想健康的时候，那时真是千般好。“还不是为多赚几个钱儿，最后落到命都要不了。”

             1995年，刘应超和村里人去洛阳伊川小煤窑打工，一直干到2007年煤矿改革。

              在矿上，他干的是掘井。煤，被岩层包裹，必须钻过岩层才能取煤。每次打钻，需要三五个壮劳力一组。钻头与岩石摩擦击起飞尘，如矿底弥漫的烟雾。工友之间，相隔两步相互都看不见。

             “从来没啥防护措施，后来老矿工提醒，我才买了个小口罩。一天下来，口罩能弹下几两石灰。”现在刘应超后悔，更多的粉尘被他吸进了肺。

             最怕睡觉“憋死”

             到2008年，刘应超明显感到了不适，气喘，胸闷。县里检查是肺结核。“花了一两千，呼吸却越治越闷，外面大把空气，我却吸得满脸青筋。后来张海超验肺出了名，我们才明白自己是咋回事。去省里检查，结论真就是尘肺病。”过去，他扛着二百斤麦子健步如飞，如今他爬一个十米缓坡都要歇上几回。

             他甚至无权做一个“噩梦”。胸上像压着大石块，每晚不带氧气罩根本睡不着。今年春节，刘应超到登封市医院打吊瓶，躺着、趴着都无法呼吸，最后瞪着眼，硬生生坐在床边十多天。

             他们最怕睡觉时候“憋死”，冬天这种状况会加重。寒气吸入却呼不出，刘海超只能大张着嘴使劲。别人正常的呼吸，对于他。需要青筋暴出，满身大汗才能完成。

             索赔找不到“正主儿”

             他只洗过一次肺。洗一次，需要一万五千元，他家洗不起。因为连日常治疗都是难题，每月去村卫生所挂水，每次得几百元。每两三个月得从外地邮购一次药物，每次千把块。

             刘应超家经济来源只有2亩多地，儿子早去了南方打工。村里工友有的把孩子过继给人，有的靠亲戚接济，几乎都欠了几万元外债。
     尘肺病人获得工伤赔偿难上加难。由于法律和维权意识淡薄，他们拿不出劳动合同也没有工伤保险，证明不了那段工作经历，也就谈不上索赔。

             伊川县人社局仲裁委最后依据他和村里其他20个工友的工资条和培训档案才确认了他们与矿方的劳动关系。但紧接着的问题是，近年煤矿已经过整合，矿主身份早变了，煤矿由私有转国有，刘应超们早先在为私人打工，如今索赔都找不到“正主儿”。

            “矿现在是国营了”、“你们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慢慢研究”之类是刘应超和病友们听到最多的搪塞。

             索赔路漫长到难以想象。从工作关系仲裁到赔偿仲裁，从工伤认定到伤残鉴定，这些病人拖着残弱之躯，游走于人社局、伤残委、医院和矿方。刘应超拖着一步一喘的身体，在这条索赔路上熬了三年，至今一个“子儿”也没拿到。

             日光西沉，这个五尺汉子机械地搬出那台伴随他几年的吸氧机，备战一个难熬的长夜。刘应超坦言，他不再抱任何希望，既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哪天“憋死”在床上，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赔偿的那天。

             今年年初，两个重症工友最终没能熬过这个冬天。

     （人民日报记者 王汉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