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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尘肺病就医难的问题?
2015-03-11 09:33:56 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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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先宁:你现在这个病既没有新农合,又没有工伤保险,又没有政府的救助。

        张海超:他没有外界社会援助的话,就完全是自费。在我们登封那,新农合报销尘肺病群体里面是这样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的去省政府,省政府表态,可以给你百分之八九十报,找过当地相关部门的给你报销百分之五六十,走一个模棱两可的渠道。比如住院了,不按照尘肺病开单子,给你按照肺炎就走新农合,如果严格规定,这个病确实不能在新农合报销的。在当地没有找过相关部门的,或者折腾不那么厉害的,干脆就完全自费。

        吴先宁: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尘肺病保障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工伤保险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支付费用。你的用人单位还在吗?

        孙凡军:不在了。像我这样的上百人。我们有个村878人,180多户,130多人患尘肺病。

        陈静瑜:张海超做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你要去做鉴定,流程上还有障碍吗?

        宋进宝:11年以前有些医院还可以。

        吴先宁:那个老板还在当地吗,还能找到吗?

        孙凡军:这个老板自己都患尘肺病死了。

        王克勤:一个乡镇在一千到两个尘肺病以上的乡镇,在国内就有五六个,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数据。一个是宋进宝的陕西省镇安县柴坪镇,光柴坪镇就有两千多尘肺病。

        吴先宁:你有没有到镇上民政部门那去申请过?

        孙凡军:我去年申请过,给了我五百块钱。我申请过两次,给了一次。我们思南县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处都是小煤炭,很多尘肺病人。

        陈静瑜:我以前就提过这个建议,尘肺病首先是把诊断明确下来,诊断不明确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诊断要提前,不是要到大医院,你在县医院就应该非常明确的诊断。现在我们代表提了这么多建议,还有没有尘肺病诊断比较难,他是怎么接待你的,是不是几个月开放一次,还是你随时拿去他都能接收?

        宋进宝:当时孟燕华老师在山西做调研的时候,山西政府协助做尘肺病鉴定,最后拿到当时政府去报销,在西安找了一个很没有资质的医院肺灌洗,那是一个特事特办很简单的过程。就是那一次风声一过,现在又平息下来。现在你去做尘肺病鉴定做不了。

        自己个人去,要我们拿劳动单位出的证明,没有这个不给你做。

       张广海:我现在做了四年职业病诊断,别人就不给你做。

        宋进宝:相当一部分是干几个月,就在私人的小煤窑,像河南的金矿,也是私人开的,有的人老板就是尘肺病,他还祸害下边的人。大一点的有防护措施的矿,是应付安检局的检查。他知道安检局的人来,粉尘基本上达标。如果安检局一走,马上上五六个工作区,乌烟瘴气。

        陈静瑜:从医疗上来讲我就看诊断,不管你是怎么得的,你是抽烟得的,污染得的,跟我没关系。

        吴先宁:你的小孩多大了?

        孙凡军:我的小孩上大学了,是个女孩,18岁。她上大学的费用,大爱清尘有一定的资助,还有张海超在央视筹集的钱。

        张海超:诊断是被当地诊断部门垄断,为了打断这种垄断的局势,当时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都有诊断资质,但是说完了就完了,现在依然是垄断。05年职业病诊断有一段时间放宽了,比如没有劳动关系,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自主材料,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办法内部有一个文件,如果职业病患者难以提供职业病诊断相关材料,可以根据职业病患者自述材料作为职业病诊断,这是内部文件,在外边很少人知道。但是他依然是依据法律上你应当提供职业病健康监护档案,应当提供历年的环境监测报告等等。当时一度放宽,没有任何证明才,可以根据自述材料,或者找三个工友证明某某在这个企业工作过,都能做职业病鉴定。但是这几年过去了,这种状况改变了。原来挺多人挺高兴,挺人性化,但是现在退步了。

        济源集团的职工最长的是干了40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关系,企业也不承认。四五十个人都能互相证明。

       我们问过为什么现在不给做了,他们说有很多企业找他们麻烦,他们没有调查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作出职业病诊断。所以他们现在又把政策收紧了。

        其他的综合医院医生不管是呼吸内科,胸外科的专家都跟我说你这个就是尘肺病,现在医生说话严谨,不给说了。问是不是尘肺病,他只能说你这不是肺结核。至于是什么,他不给说。你回当地职业病医院看。避口不谈你这个跟职业病有关。我在北京问了一圈还有人告诉我,你这是尘肺病,现在不说了。包括在我们当地,现在也不给说了。如果尘肺病医院死卡着不给诊断,到底这个病是什么,自己还是弄不明白。

        不管是有单位还是没单位,拿不到诊断,一方面肯定拿不到工伤赔偿,你想申请国家救助也不行。有的地方人性化一点,被诊断为职业病,可以考虑纳入低保,助学。但是前提是他拿不到职业病诊断,无法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在我个人看来,职业病诊断这一块比前几年更不人性化,倒退了。

        孙凡军:我们贵州省肺科医院才能做职业病鉴定,我们那边有一批尘肺病病人去做鉴定,那个煤矿企业不给他开具证明,到现在也没有做。我们思南县人民医院你是尘肺病,他打一个问号。后来大爱清尘基金救助的那些患者,都写得疑似,尘肺病那三个字根本不能上去。

    张海超:打个问号算是客气,有的干脆不说了。

    吴先宁:贵州的患者有多少?

    王克勤:贵州的数据一直拿不到个,根据贵州的朋友提供的情况,说是有两万多人。

    吴先宁:你有工伤保险吗?

        宋进宝:我参加了新农合,没有工伤保险。

        吴先宁: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和项目支付费用,这个有没有?

        宋进宝:我是陕西人,在山西干活。我现在找不到用人单位。

        吴先宁:向民政部门申请救助,你申请了没有?

        宋进宝:当时我们不知道,没有申请过。

        张国俊: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对尘肺病有了新的认识,整个国家,包括工伤的法规基本都有,工伤保险条例,包括救助条件都有,关键是怎么执行。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要提建议,首先是从法律上修改,第二个从执行上怎么更加明确。尘肺病肯定是涉尘环境染的病,国家需要对所有的涉尘企业上保险,有些私营企业不交,这个责任应该找政府承担,企业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政府有依法征税的权利。如果得了尘肺病,只要任何医院都可以鉴定,不一定非得是职业病,像颈椎病也是职业病,不一定得到职业病医院去鉴定。尘肺病不能规定一定要到职业病医院鉴定,所以要把这个去掉。

        尘肺病的专项治疗救助基金来做这个事,全国是一起的。这个基金怎么来的,就是所有涉尘企业都需要缴纳。只要得了尘肺病就来救助治疗。任何涉尘企业都需要缴纳。只要得了病,不管谁得了病,只要检查出来是尘肺病,就去申请。这是第一条。至于基金收没收上来是政府的责任。

        另外取消诊断的时候要雇佣合同,因为尘肺病有一个积累过程,在这个矿山工作三个月,那个矿山工作五个月。潜伏期很长。

        防治方面,怎么真正在执行过程中减少阻力,更加畅通,更加便捷。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些建言献策。我们有几个渠道,人大方面几十个人联名,政协委员一个人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统战部的渠道,报给中央领导,比议案提案效果更直接。

        第二诊断,它像任何病一样什么医院都可以做,有了诊断结果,全国统一成立一个尘肺病救治基金,这个基金是所有涉尘企业交的,追缴的责任在政府。

        陈静瑜:我认为尘肺病和职业病不要去划等号,你一划等号以后,很多患尘肺病的,家庭搞玉器的,现在是水磨,早期都是粉尘的,患尘肺病也是非常多的。来找我换肺的,都是做玉器的来换肺,浙江、福建的。他也没有说去做职业病鉴定,他得了找我来看了。

        王克勤:我们14年3月份,志愿者到甘肃省一个县探访,有好几个村庄就是农民自己在开采金矿石,开采了几年,然后就出现大量的尘肺,这里面不存在劳动关系问题。这是他自己一家人全部在那里挖矿石导致的尘肺病。尘肺病和职业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这实际上把尘肺病患病群体的权利剥夺了。

        陈静瑜:尘肺病不是在职业病医院看才能得到治疗,任何一个医院都能看这个尘肺病,尘肺病把它看成肺炎、肺癌、肺结核一样的病来看就行。至于说尘肺病要诊断它是在这个工厂里长期粉尘作业导致的职业病,那另外去鉴定、论证,拿出从业证据就行了。

        我们当时为了这个职业病的问题,把诊断的医院放到县一级医院,不要到大医院来,甚至当地的疾控中心就可以诊断出来。前几年就提了这个内容,反而现在困难了,鉴定的更少了。大爱清尘统计的数据跟国家的数据完全对不上号,差距十倍。

        王克勤:我们志愿者有自己的渠道,找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说我们县里顶多一百人,我们志愿者到一个村庄就发现一百人。

        陈静瑜:今年要不要提有关尘肺病的诊断,这个问题是我提过卫生部门的。今天国家相关领导没来,我上一次提个尘肺病医疗救助以后,发改委有一个社会保障司的领导专门到无锡来调研,不是调研尘肺病的诊断难题,主要是调研医疗救助。医疗救助目前存在医保支付问题。

        刚刚吴教授念的这些内容还是没落实。我们两会代表提的每年有一点进步,我们看得到国家的进步。

        王克勤:你们提的建议把职业病和尘肺病做一个概念上的剥离,不要因为尘肺病三个字把所有人拒之门外。跟颈椎病一样,不能因为我得了颈椎病就要到我的公司去开证明,才能去做颈椎病的鉴定。

        陈静瑜:尘肺病只能到疾控中心去看病,实际很多大医院都能看。

        孙树涵:为什么落实那么难,我也下去调查很多地方,有一个点,我们这个基金是收支两条线,我支出去以后,你找企业追不回来,审计审你这钱哪去了。工伤单位就不敢先行支付。我上次去南昌,南昌做一些工伤康复,钱没对上号,马上就查这个人。你去追去,企业都不理你,追不回来。

        好多人说我们不是不想支,我们支出去以后我们怎么办?追不回来,上边一查我们就完蛋。

        我为什么坚决反对黄乐平的动储备金,储备金是不能动的,你可以动节余。

        王克勤:根据现有的格局,在所有的职业病人群中,尘肺病的群体结构,一是都来自非常贫困的山村,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我们去年研究的报告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上88.9%,即90%的人是小学文化,还有大量的文盲。生活极其贫困,受教育的程度很低,得了这个病之后没有人管,在所有的职业病群体中,他们的处境是最悲惨的。

        孙树涵:最主要的在所有的职业病中,尘肺病比例最大,占90%。尘肺病不仅仅是矽肺病,还包括很多。

        王克勤:预防从根本上来讲一定要消灭粉尘生产环境,这方面的投资非常大。

        张海超:成立一个基金,按照经营的煤矿,或者产量、产值缴纳一定的资金,这个只能说是医疗有保障了。你怎么约束企业让尘肺病不再发生。

        国外就像买车一样,你买完了交强险,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撞人了。拿什么约束你呢?比如你造成安全事故,拿刑事来判,违反安全生产罪。五死三轻判处多少人,你造成三人死亡判你多少年。必须得有实质性的约束,国内原有刑法来约束他们,但是在执行当中案例很少,好多都是以罚代管。有很多涉尘企业,有100%的利润,他可能会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有200%的利润蔑视法律为所欲为,有300%的法律就可以践踏国家的法律。05年贵州有一个硅铁厂,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厂。当地的安检部门查出来他有违法行为,就罚了十万块钱,完了你该生产生产。当时我跟贵州都市报的记者去那里面采访,安检部门拿出来十万块钱的罚单,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到企业,企业也拿出罚款,他们已经处罚过我了。到2010年的时候,一次性诊断出来192个。当时又找这个企业的时候,企业把自己名下的财产进行转移,往那一堆,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就不管了。后来因为国家有个前领导人批示了,除了当地拿出一些钱,把企业一些资产拿出来来处理这个事。如果在05年的时候除了处罚约束他,依法停产或者是刑法,最起码不至于一次诊断出来192个人。

        在他们那上班的就是附近村庄的人,我们还见当地一个县长,说这个企业是他们县的纳税大户,亚洲第一的硅铁厂,当地也挺注重这个企业。

        王克勤:就像柴静的片子里面讲的唐山的情况,唐山的钢铁企业非常多,为了钢铁企业,再大的污染我们都得面对。本质上是企业严重的伤害了劳工的生命健康权。北大的卢晖临老师说尘肺病就是谋财害命。郝亚超讲了一个概念,中国关于尘肺病的法律法规很健全,这个话有问题,中国现在尘肺病相关的公共法律法规比较多,但在落实层面存在严重问题。目前到场的这几位还算不错的。

        国俊老师提的意见非常到位,把尘肺病和职业病做一个概念和定位的区别,从根儿上解决。

        孟燕华:为什么要挂钩,一旦诊断出尘肺病来要追责,所以必须跟这个企业去挂钩。现在把这两个脱离掉,只要诊断尘肺病,就去移植。前期是高涉尘企业去缴纳资金,如果没有缴纳,那诊断尘肺病以后,谁给他治。所以前提条件得有基金,有了这笔基金,不管谁得病,我就给你看病。凡是得尘肺病的,一定是高尘企业出来的。我们提案往前走一步,就是把基金这个事提出来,涉尘企业缴纳钱。

        孙凡军:得了尘肺病没有救治,自己又要生计,孩子又要读书,他又去打工,又犯病,只有等死。

        孙树涵:提案要提专项基金,还有一个问题,铁路警察各管各,这个钱谁收,如果是安全部门收,收完了跟农民工没关系,所以应该是国家基金,绝对不能是部门基金,不能叫安检局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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