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全贵蹲在路边，看着旁边几个等着做零工的人打扑克，有些无聊——他刚刚去邮局寄了一封信，这是他今天来镇里的主要任务。——每一天都很漫长，来镇里，也一样。以前，他看不惯别人闲逛，抓紧时间多挣点钱多好？现在，他不得不天天“闲逛”——他的尘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走几步路，说几句话，都会引起气喘咳嗽，又怎么能再干活挣钱？

     自1998年起，25岁的何全贵就开始在家乡附近的一个矿山上工作。“那时候，工资也不高，每个月800——1200元之间吧，工种不同，工资不同，我为了多挣点钱，就干了一些技术性的凿矿的活儿，每天都会吸进粉尘，那时也不知道有危险，也没带过口罩，等身体不行了，去检查，已经是尘肺病了。”何全贵喘着气，说一会话，咳几声。

     如果知道这病的痛苦，挣再多钱也不干这工作
     
     2004年，他被确诊为尘肺病，肺泡肿大。和许多尘肺患者一样，直到自己得上这种病，才真正明白了这种病痛的可怕：气短，喘不上来气；睡觉不能平躺，枕头垫得高高的，以防不期而至的猛咳；怕感冒，每一次感冒如临大敌，尘肺并发症会随着感冒袭击，稍不小心就会致命；病痛发作时，撞墙自杀的心都有……

     这基本上是每个尘肺病患者都要经受的炼狱，活着的尘肺病患者在死去的工友跪着的弯曲的身躯中看到自己的宿命——尘肺病末期患者只能跪在床上，不能平躺，否则会窒息而亡。跪着，是大多数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有的人苦捱不过，选择喝药，投水，跳井自己结束生命。

     “疼得时候我也想过自杀，我们镇上有几个人走上了这条路，可是再转念一想，我还没有送走自己的父亲，没有尽孝，我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考上大学，没有尽责，我还不能死。”何全贵说，“再难受，也要熬下去。”

     患上尘肺病后，掏力气的活儿就干不动了，何全贵买了辆三轮摩托，载人挣点钱养家。好脾气的他像大多数黑车摩的一样，在车站接着客人，哒哒哒地送到目的地，挣着三块，五块的辛苦钱。药不敢停，喘气却越来越艰难，干了几年，终于累到连摩的载人的活儿都没有力气再做下去，又凑了点钱，摆了一个水果摊，卖水果。

     睡觉变得越来越难，半夜常常咳，妻子在一旁伺候着，恨不得替他受罪。却是谁也领不走的疼。深夜里，他也会懊恼自己的人生，“想一想，就后悔啊，当初怎么就不知道这是要人命的活儿呢？要是知道现今受这份罪，给再多钱也不能干那种活儿。”

     后悔之余，还有气愤：“那个时候，为了多挣点钱，就和同村的几个人一起承包了一个矿洞，这样盈利了也可以分点红，可是辛辛苦苦干活了，到了年底，挣的钱全被一个人拿走跑了，再也没有回来。”何全贵生病之后，求医问药花费不少，孩子的学费每每筹集不到，自己的医药费没处张罗之时，就会想起那个卷了他钱跑路的老乡，“我也打听了，大概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住着呢，我就想，我得要把自己的钱要回来。反正我的身体这样了，也不怕啥。”何全贵语气轻缓，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我老婆拼命把我拦住，怕我有个三长两短。唉，”长长地叹气，“那钱，不要也就不要了。”

     可是，偶尔，自己的血汗钱，拿命换来的钱却被别人拿走的这件事情，会像小虫叮咬一样，让他的心“嚯”地疼一下，然后，再慢慢自我消解。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命运的不公一波又一波地来袭，他只能默默承受。
     
     有他在，家是完整的家
     
     还好，贫穷，病痛，不公并没有让这个男人变得冷漠，狭隘，愤懑。他还是那个说话平缓，喜欢为别人着想，愿意帮助别人的何全贵，心里装的都是感恩。“我挺感激我的妻子的，自从我得病以来，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累，我有时觉得拖累了她，她太不容易……。”

     “我也真的挺感谢大爱清尘的，今年，要不是大爱清尘的帮助，我可能就撑不过去了。”他说的是今年三月份那次突发性的病症。还在苹果摊忙碌的何全贵突然呼吸困难，肺泡肿大，泡沫犯上来，堵住喉咙，情况万分危急，当即被送往镇上的医院，而以镇医院的医疗水平，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大爱清尘的志愿者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有人赶过来，帮忙联系车，人，连夜送往铜川市医院，为抢救何全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何全贵在住院治疗23天后今天中午终于拨除双侧胸腔闭式引流管，恢复几天后就可以出院了。

     “今年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何全贵想起两个多月前的经历，仍然唏嘘：“连医生都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能从镇上不出意外地送到市里救治，也算是很少见。”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激：“真的太谢谢大爱清尘了，要是没有他们，我估计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有时觉得自己想太多了，我常常想，要不就走了算了，不受这罪了，也不拖累我的家人了，我什么也干不了，治病还要花钱。可是我又觉得自己放弃，也有些不甘心，我的父亲今年75岁了，他在一次打工时，让石头压碎了腿骨，行动不方便，需要有人照顾，我现在虽然照顾不了他，可是活着，能让他看到我还在，对他就是安慰，如果我走在他前面，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会有多难过……”猛咳了几声，休息了一会，接着说：“我儿子上高一了，非常懂事，他也知道我们供他上学不容易，学习也很用功，我妻子常常给我鼓劲儿，让我好好治病，不要放弃。我也想活着，这世界有那么多好看的好玩的，我还没看够，我对这世界还有牵挂……”

     何全贵的妻子姓米，本分，贤惠，坚韧，小何全贵四岁，刚刚三十五岁的面孔，在生活的重压下显得有些沧桑，丈夫抢救送到铜川市医院，她来医院照顾自己的丈夫，那时她第一次到铜川，此前，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她的坚韧与乐观常常超出一般人对乡村妇女的想象。何全贵接受大爱清尘紧急救治后好转，图为其与妻子在一起（摄影：沈绮颖）

     何全贵在铜川住院时，有人建议他打电话叫来自己的妻子照顾他，何全贵有些担心：她自己可从未出过远门啊！在丈夫的担忧中，妻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医院，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的丈夫。——她总有让人惊讶的潜能。就如同，在嫁给何全贵之时，并没有想到，她会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用自己瘦弱的肩膀照顾丈夫，孩子，公公，但是当命运带着几分狰狞扑向她时，她也会迎上去，不逃避，不抱怨，拼尽力气苦捱，并且一直抱有希望，不放弃。

     妻子的声音里透着股子沉静：“我不埋怨社会，也不怨生活，埋怨没用，我只能说，这是命，命里摊上了，那能怎么样，也要把它过下去。我他得那个病，就够难受了，我恨不得替他受罪，可是不能啊，我只能常常安慰他，让他好好活下去，他活着，即便是什么也干不了，什么钱也不挣，哪怕他躺在床上，家里有这么个人，我心里就踏实。”

     妻子说：“有他在，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家，有他在，孩子有爸爸，我有丈夫，我公公有儿子，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要求他干啥，我就想晚上回去有他能和我说说话，就好了。”丈夫生病有九年了吧，她从未抱怨过，从未和丈夫大声说话，她怕他难过。

     感谢好心人
     
     自从何全贵的病情加重，从铜川治病回来后，他们的水果摊也不能再摆了：“没钱了，水果摊要交很多租金，交不起。”妻子说，“可是他治病欠的钱要还，孩子的学费要筹集，一家人要吃饭，得要去挣钱。”

     她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就去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当了小工，具体工作就是给大工们递水泥，送砖，一天干下来，成了半个泥人。“早晨四点起床，去工地，中午十二点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七点半能回来。”一天下来，工资50块钱。

     她的最大愿望是，丈夫的病情能稳定一些，这样她就可以出去打工，能换一个稍微松快的活儿，“嗯，能在建筑工地给工人做饭也不错。”这是她现在的愿望。

     而一个近乎奢侈的想法是，能摆一个摊儿，这样就不用背井离乡，照顾个小摊，照顾好丈夫和一家老小。可是她觉得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个水果摊，要成本呢，得要几万吧，现在，根本不敢想。”

     “不过，现在有好心人帮着我们，我和他也觉得有点盼头了，有好心人惦记着我们呢，他又有活下去的动力了。”那股子不屈的坚韧又漫溢出来，“要好好活下去。”

     现在，何全贵的手机开着，没事时，他会给大爱清尘的志愿者发个信息，汇报一下自己的病情，有时也会聊聊天，如果大爱清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能用得着他，他会很高兴很高兴——比如，为其他病患者讲解大爱清尘的救助申请程序，他的切身体会，是最好的说明。

     最近，他正在向大爱清尘工作组申请一台吸氧机，——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要吸氧维持，为此，不得不常去几十里外的镇上的医院灌上两个氧气袋，背在身上备用，基本上几天就得再去。“如果有个吸氧机会好一些。”何全贵又不忘说谢谢，“有大爱清尘这些好心人帮我，我感激的很。”

     小时候，他一定也有过梦想，幻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期盼着给自己的妻子，儿子，一份安稳的未来。现在，生活在尘肺病的梦魇下，那些幻想，期盼都变得遥不可及。他忍着疼，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他比谁都能更真切地感受到死神的威胁，它们躲在某个角落，会在他不经意时伺机扑向他，好尽管结束这场拉锯战。而他唯一能做的是，不让它们得逞，告诉自己内心坚持的火苗，要好好活下去，再疼，也要捱。

     捱着，就有希望。(文/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