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出记者的时代”

     　　“在我手上折了三个老总。”5月20日，王克勤来南昌讲课，谈及多年从业经历，尽管他不时面带笑容，但更多的是冷峻

     　　新法制报：你对自己和同事要求非常严格。

     　　  

     
          王克勤：有时一词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不当，都可能把报社牵扯进去。山西疫苗原标题是“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有的媒体转载的是近百名孩子接种疫苗致病致残。所以我要求记者把采访资料和受访者的电话都交上来。看到不合适的，就给采访对象打电话进行事实核查。

     　　我做北京出租车的稿子，光笔记本就写了13本，我指头都写出了血。有的记者，采访了两个月，一个小本子就写了7页。我说你“亏祖宗。这么好的机会，把谁糊弄了？你把自己糟蹋了”。

     　　这是一个出记者的时代，出好新闻的时代啊。

     　　新法制报：现在做深度调查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公关压力特别大。

     　　王克勤：所以记者要“潜伏”，一定要抢在公关之前。当时疫苗的稿子（山西方面）打压了好多媒体，所以他们已经不把媒体当回事了。但是，即便稿子发不出来，我也要求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择机而动。

     　　新法制报：为什么强调写作要求是机器人（无情）状态？

     　　王克勤：没有感情，当机器。稳定地呈现，冷静地呈现，没有任何感情。因为你关注老百姓就是最大的感情，事实本身就有杀伤力，其他东西都是画蛇添足。

     　　你报纸有表达感情机会，因为你选择事实有态度，选择版面有态度，选择字号有态度，图片也是态度，字号也是态度，有很多表达态度的地方。

     　　“让‘尘肺病’三五年内家喻户晓”

     　　800多个志愿者，600万尘肺病人，这是王克勤所拥有的宝贵资源和面对的庞大待救助人群，他们成为他思考未来的社会之源

     　　新法制报：一些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开始转型做社会公益，你做“大爱清尘”，邓飞做“免费午餐”，孙春龙做“老兵回家”，这是为什么？

     　　王克勤：记者转型做公益，一个是面对的问题就在那搁着，我们不能漠视。或许记者不应该越位做这些事情，因为得各司其责。但一个人掉进池塘了，你本可以直接把他拉上来，如果等你报警，他可能早就沉下去了。

     　　这是机缘凑巧，等以后项目成熟了，有一个专业团队在做，我就慢慢退出了。

     　　新法制报：你身边有多少志愿者在帮你做这个项目？

     　　王克勤：800多个志愿者，散布在全国各地，全是义工。我们有一个小伙子，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一分钱工资都没要。每周7天，全天候在办公室值班。因为我们的盘子很小，只有400万的盘子。如果有1200万的盘子，我们就能提出一部分管理费，聘请专职的志愿者。

     　　新法制报：项目进行得如何？

     　　王克勤：600万名尘肺病农民工，截止到5月2日，我们救了212号人，九牛一毛。说实话，我们是救不完那么多人。治疗费用数字很大，若一个人一万，就是600亿。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救援，形成热门公共话题，让“尘肺病”这三个字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家喻户晓。更重要的是，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最终由全国的财政来解决600万尘肺病农民工的问题。

     　　新法制报：那你现在是等待还是在主动和有关部门接触？

     　　王克勤：我们现在和云南省形成了一种合作方式，云南的一个县，他们拿一半钱，我们拿一半钱，共同救治他们县里的病人。湖南、陕西现在也在做这样的探索。有一些基金会，也来和我们合作，他们拿钱，指定救哪个省的人，那我们就按照救援（计划）运行，专款专用。还有公民一对一救援。每救完一个人，有详尽的救治情况和资金花费情况公布。

     　　“救一个是一个，帮一点是一点”

     　　“今晚8时25分，我见过的中国最年轻的尘肺农民四川凉山王建学死亡……去年12月纳入#大爱清尘#救治，后病情反复，终没留命。”这是王克勤19日晚发的一条微博

     　　新法制报：如何选择救治对象呢？

     　　王克勤：首先是要通过网络申请，申请后进行排名，我们将根据排名进行核查，救治费用过大的不在我们的救治范围内。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救治标准的规范。

     　　新法制报：尘肺病人和企业之间的赔偿你们会介入吗？

     　　王克勤：这方面我们提出几个原则解决，低调维权，因为你一维权有关部门就找上门了，你这项目能做吗？

     　　我们这样努力是想最后把这一项目做大了，获得认可了，包括中央认可了，那就算是把这些人救了。

     　　新法制报：其实很多事本身都应该是政府做的。

     　　王克勤：在制度层面上保障每一个人在生产岗位上的安全和生命的健康，政府确实应该监管的，但制度缺陷是，现行的《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做工伤鉴定，第一，要有用工合同，农民工有用工合同的有几个？第二，要有粉尘检测室的证明，一般由用工企业开；更要命的是，职业病鉴定报告必须由用工企业申请。

     　　新法制报：我们曾做过一个稿子，患者要求工伤认定数年，最后人死了都还没启动。

     　　王克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搞这个项目，等不及啊。所以我提出“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我决心很大，用三年五年甚至八年的时间，让尘肺病三个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让有关部门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愿景、我的理想。我就觉得，如果我这辈子能把这事情做成了，我就没白活一辈子。

     　　“只要不间断总能跑到目标里去”

     　　做大“大爱清尘”是王克勤当下最大的诉求，因此召唤更多志愿者加盟是他的夙愿，而在江西设立一个工作局，不久之后或将成为现实

     　　新法制报：有没有非常绝望非常悲观的时候？

     　　王克勤：有过。但回过头想这么多的（尘肺病）人，行动总比不行动要好，努力总比不努力要好，不努力将永远不会改变。开始受到点挫折，我就一直给大家鼓劲，害怕大家情绪受到影响，最近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有一次跟志愿者讲，我刚起步的时候是傻傻地往前走，后面的箭还瞄着呢，我还在往前走。

     　　最艰难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天天在努力，后来才慢慢好起来，最起码现在是微博里知名度很高的一个项目。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有一个说法叫做大众知晓，现在是精英知晓，再下来就是大众知晓。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问题就好解决了。因此只要不间断地跑，他总能跑到我们既定的目标里面去。

     　　新法制报：你的目标是什么？

     　　王克勤：做了这些年的报道，有几个大学也邀请我给年轻的学生谈谈利弊，我就说，第一，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爱的，认定的；第二，要做自己适合的，自己干的了的。

     　　做这个项目一年来，我再累，都要发两条到三条微博。去年底我提出，发展一万个志愿者，他们说这实现不了。我说一万个志愿者，每个人每天发一条微博就是一万条，重点是“尘肺病”这三个字，我说你天天说，一万个人每天说一次，说一年这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记者尹剑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实习生谢承 记者戴平华 朱叶 □图/记者刘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