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江东来的时候，已经顶着大太阳跑了四户人家。

在这个时候，我对这一次的探访简直充满了懊丧：患者几乎完全不会说普通话，最神奇的是他们似乎也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双方的交流完全依赖于当地志愿者。

想问的问题一大堆，但是他们用热切而快速的语言一次次的打断我，有气无力却又迫不及待。

往往说了一大堆，帮忙翻译的义工只能记得最后那么两句，简单扼要的讲给我听。

我垂着头看看手中的录音，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是能用的。

热心的老班长站在喧闹的街边问我：“还有一户人家，你去吗？”

我热得大汗淋漓，看着他殷切的眼睛，只能说：去。

平心而论，江东来的家在我们走访过的这些患者当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房间很宽敞，一张干净的大床，屋子里开着空调和电扇，室内整洁。和前面几家比起来，称得上很舒适了。

志愿者先进去，跟他的妻子做着简短的交谈，照例是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话，我垂着头跟进去，心里在犹豫还要不要录音录像。

患者正躺在床上吸着氧气，看到我们进门，连忙挣扎着坐了起来。

出于本能，我快步上前按住他：“快躺着，快躺着，别管我们。”

他很快无力的倒在床上，但是眼睛仍然看着我，嘴巴张的大大的，要说话。

我挤出一个微笑告诉他：“我们是来探访的，给你做个登记，你不舒服不要管我们，好好休息。”

他终于喘上来一口气，盯着我轻声说：“不要拍。”

这时候我已经开了摄像功能，于是也轻轻的问他：“只是留下个资料而已，为什么不要怕呢？”

他侧过头，吃力的喘气，用力想把一口气缓上来。

片刻转过头，青灰色的嘴唇张了又张，最终蹦出来一句：“我是党员，不要拍。”

我楞了一下，马上笑着安慰他：“党员生病了也得治啊。”

他无力阻止我，终于放弃了反抗，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吸着他的氧气。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是这样子呼吸的：空洞无神的眼睛看着斜前方，每呼吸一下胸口就痉挛似的抖动一下，伴随着这艰难的抖动，他赶紧张开嘴吸一口气，然后继续下一次的痉挛。

从我们进门一直到我们离开，他始终以这样一种姿态完成自己的呼吸循环。

上下颤动的胸膛让我想到了被丢在沙滩上的一条鱼。

他始终无法完整的讲话，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拼命呼吸上。

他艰难的把头往另一边侧转，不想让我拍到他正面挣扎的样子。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他的妻子进门来翻找着他的病历与职业病鉴定书。

两张鉴定书被当成宝贝一样夹在文件夹里，不同于其他村民塞在口袋里已经揉得有些皱巴的鉴定书。上面清晰的写着：2009年他是尘肺一期，到了2015年，已经是三期了。

病人在床上撕裂的咳嗽起来，费力的转过身，在妻子的帮助下拿到了床边摆放着的餐巾纸，一大口浓痰落在纸巾上，他熟练的把纸巾丢进床边挂着的大红色塑料袋里。气喘吁吁的说了句话，这句话让他好一阵喘，他只得放弃语言，继续颤抖着吸气。

他的妻子这时离开他的床走到外间，站在过道里沉默着。

拍了几分钟的视频再也拍不下去了，我关掉摄像功能，试图和他的妻子聊天：“是不是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闷，所以他很不舒服？”我这样说。

心里鄙视自己知识的匮乏，在此之前，大多数尘肺病患者都告诉我，这个季节他们是比较舒服的，冬天才难熬。

女人的表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是一种绝望的哀痛，一直痛到了骨髓里，以至于精神彻底麻木了。她很平静的说：“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家里穷，家里有老人，孩子也多，过不上好日子。现在日子好了，他变成这样了。”

女人平淡的诉说着，泪水缓慢的流过饱经沧桑的脸颊，她用粗糙的手抹去。

又是一行眼泪掉出来，她再抹。

“没有送他去治疗吗？”我实在想不出更得体的话来安慰这个泪流满面的人。

“送了，花了三十多万，治不起了。”

 我没敢再走进屋子和病人道别，填好了申请表以后，逃跑一样的飞奔出了这座充斥着沉重呼吸的小屋。

临近离开温岭的那天，我向一路陪伴我们走访的老班长提起了他。

老班长凝视着我拍回来的照片，笑了：“他是我朋友。”

老班长告诉我，江东来年轻的时候很能干，家里有三个儿子，负担重。

当时打石头可是个很赚钱的活，他就去打石头挣钱养家。

好不容易把三个儿子都拉扯大了，又得上了这个病。

“他家里条件还不错的，三个儿子，二儿子经济条件很好的。”老班长笑眯眯的说。

“送他去治了啊，花了三、四十万，再也治不起了。今年送到温岭的医院，医院不收他，说没什么药可以治了，家里就把他抬回来了。义诊那天我叫他去的，走了一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走不动了，我才带你去看他的。”

那么他现在怎么办呢？

“没办法，就等死喽。”

老班长无奈的看着我，眼神悠远。“得了这个病啊，没办法的，最后就是等死喽。”他自嘲般的笑了笑，老班长自己，也是尘肺二期的患者。

 我把江东来的鉴定书拍成了照片，从手机里调出来看，1948年生人，快70岁了。

从1970年到1990年为止，他干了20年的采石工作。

平常人在他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干些什么呢？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吧？

他知道自己没救了，医院都不肯收他了。可是我们去了，他心里又升腾起了一丝丝的幻想吧？所以他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想走到我们义诊的地方去看一看。但是这样的呼吸，他实在走不过去了，于是给老班长打了那个电话。

他的家境，够不上扶助的标准，比他困难的多的患者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到了以后，他跟我说“不要拍。”

他不好意思申请救援，他是党员啊，自己的经济条件又不算贫困，怎么能给政府增加负担呢？

可是他自身已经再也负担不起巨额的医药费了，于是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一个结局：等死。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又把他艰难呼吸的那一小段视频拿出来看。

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大爱清尘最能帮助尘肺患者的救助之一就是捐助制氧机，他家里有了。

送他去医院？

可医院明确表示不收，没有药可以给他治了。

他就那么静静的躺在那里，鼓胀的胸膛起起伏伏，虚睁的眼睛里书写着一丝对尘世的眷恋，微微张开的嘴唇里吐出的是那句轻得不能再轻的虚弱声音：我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