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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来,让我心痛的呼吸
2017-05-23 18:29:1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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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江东来的时候,已经顶着大太阳跑了四户人家。

    在这个时候,我对这一次的探访简直充满了懊丧:患者几乎完全不会说普通话,最神奇的是他们似乎也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双方的交流完全依赖于当地志愿者。

    想问的问题一大堆,但是他们用热切而快速的语言一次次的打断我,有气无力却又迫不及待。

    往往说了一大堆,帮忙翻译的义工只能记得最后那么两句,简单扼要的讲给我听。

    我垂着头看看手中的录音,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是能用的。

    热心的老班长站在喧闹的街边问我:“还有一户人家,你去吗?”

    我热得大汗淋漓,看着他殷切的眼睛,只能说:去。

    平心而论,江东来的家在我们走访过的这些患者当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

    房间很宽敞,一张干净的大床,屋子里开着空调和电扇,室内整洁。和前面几家比起来,称得上很舒适了。

    志愿者先进去,跟他的妻子做着简短的交谈,照例是我听不懂的当地土话,我垂着头跟进去,心里在犹豫还要不要录音录像。

    患者正躺在床上吸着氧气,看到我们进门,连忙挣扎着坐了起来。

    出于本能,我快步上前按住他:“快躺着,快躺着,别管我们。”

    他很快无力的倒在床上,但是眼睛仍然看着我,嘴巴张的大大的,要说话。

    我挤出一个微笑告诉他:“我们是来探访的,给你做个登记,你不舒服不要管我们,好好休息。”

    他终于喘上来一口气,盯着我轻声说:“不要拍。”

    这时候我已经开了摄像功能,于是也轻轻的问他:“只是留下个资料而已,为什么不要怕呢?”

    他侧过头,吃力的喘气,用力想把一口气缓上来。

    片刻转过头,青灰色的嘴唇张了又张,最终蹦出来一句:“我是党员,不要拍。”

    我楞了一下,马上笑着安慰他:“党员生病了也得治啊。”

    他无力阻止我,终于放弃了反抗,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吸着他的氧气。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是这样子呼吸的:空洞无神的眼睛看着斜前方,每呼吸一下胸口就痉挛似的抖动一下,伴随着这艰难的抖动,他赶紧张开嘴吸一口气,然后继续下一次的痉挛。

    从我们进门一直到我们离开,他始终以这样一种姿态完成自己的呼吸循环。

    上下颤动的胸膛让我想到了被丢在沙滩上的一条鱼。

    他始终无法完整的讲话,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拼命呼吸上。

    他艰难的把头往另一边侧转,不想让我拍到他正面挣扎的样子。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他的妻子进门来翻找着他的病历与职业病鉴定书。

    两张鉴定书被当成宝贝一样夹在文件夹里,不同于其他村民塞在口袋里已经揉得有些皱巴的鉴定书。上面清晰的写着:2009年他是尘肺一期,到了2015年,已经是三期了。

    病人在床上撕裂的咳嗽起来,费力的转过身,在妻子的帮助下拿到了床边摆放着的餐巾纸,一大口浓痰落在纸巾上,他熟练的把纸巾丢进床边挂着的大红色塑料袋里。气喘吁吁的说了句话,这句话让他好一阵喘,他只得放弃语言,继续颤抖着吸气。

    他的妻子这时离开他的床走到外间,站在过道里沉默着。

    拍了几分钟的视频再也拍不下去了,我关掉摄像功能,试图和他的妻子聊天:“是不是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闷,所以他很不舒服?”我这样说。

    心里鄙视自己知识的匮乏,在此之前,大多数尘肺病患者都告诉我,这个季节他们是比较舒服的,冬天才难熬。

    女人的表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是一种绝望的哀痛,一直痛到了骨髓里,以至于精神彻底麻木了。她很平静的说:“他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家里穷,家里有老人,孩子也多,过不上好日子。现在日子好了,他变成这样了。”

    女人平淡的诉说着,泪水缓慢的流过饱经沧桑的脸颊,她用粗糙的手抹去。

    又是一行眼泪掉出来,她再抹。

    “没有送他去治疗吗?”我实在想不出更得体的话来安慰这个泪流满面的人。

    “送了,花了三十多万,治不起了。”

     我没敢再走进屋子和病人道别,填好了申请表以后,逃跑一样的飞奔出了这座充斥着沉重呼吸的小屋。

    临近离开温岭的那天,我向一路陪伴我们走访的老班长提起了他。

    老班长凝视着我拍回来的照片,笑了:“他是我朋友。”

    老班长告诉我,江东来年轻的时候很能干,家里有三个儿子,负担重。

    当时打石头可是个很赚钱的活,他就去打石头挣钱养家。

    好不容易把三个儿子都拉扯大了,又得上了这个病。

    “他家里条件还不错的,三个儿子,二儿子经济条件很好的。”老班长笑眯眯的说。

    “送他去治了啊,花了三、四十万,再也治不起了。今年送到温岭的医院,医院不收他,说没什么药可以治了,家里就把他抬回来了。义诊那天我叫他去的,走了一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走不动了,我才带你去看他的。”

    那么他现在怎么办呢?

    “没办法,就等死喽。”

    老班长无奈的看着我,眼神悠远。“得了这个病啊,没办法的,最后就是等死喽。”他自嘲般的笑了笑,老班长自己,也是尘肺二期的患者。

     我把江东来的鉴定书拍成了照片,从手机里调出来看,1948年生人,快70岁了。

    从1970年到1990年为止,他干了20年的采石工作。

    平常人在他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干些什么呢?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吧?

    他知道自己没救了,医院都不肯收他了。可是我们去了,他心里又升腾起了一丝丝的幻想吧?所以他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想走到我们义诊的地方去看一看。但是这样的呼吸,他实在走不过去了,于是给老班长打了那个电话。

    他的家境,够不上扶助的标准,比他困难的多的患者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到了以后,他跟我说“不要拍。”

    他不好意思申请救援,他是党员啊,自己的经济条件又不算贫困,怎么能给政府增加负担呢?

    可是他自身已经再也负担不起巨额的医药费了,于是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一个结局:等死。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又把他艰难呼吸的那一小段视频拿出来看。

    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大爱清尘最能帮助尘肺患者的救助之一就是捐助制氧机,他家里有了。

    送他去医院?

    可医院明确表示不收,没有药可以给他治了。

    他就那么静静的躺在那里,鼓胀的胸膛起起伏伏,虚睁的眼睛里书写着一丝对尘世的眷恋,微微张开的嘴唇里吐出的是那句轻得不能再轻的虚弱声音:我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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