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那个叫作刘民田的尘肺病人，在离世之前，他已经整整一个月处于高烧状态了，他从家乡陕西镇安县青铜镇山阳村几经周折，一路拖着废掉了的身体，来到榆林潼关，找到自己曾经打过钻的煤矿申请赔偿。

就在不久前，他检查出自己的尘肺病已恶化到三期，他拿着病情诊断书到矿上找负责人理论，却以“无签署相关劳动合同”的理由被拒绝提供赔偿。

他只身待在矿上饿了15天，最终得到了6万多的赔款，在西北偏远的农村，这已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 两个月后，憋完了最后一口气，他涨着脸离去，妻子用做棺材的钱给刚考上西安某所民办院校的大女儿交了学费，在拿到这笔赔款之前，家里一直靠着四处借的钱维持生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得底。”

陕南，秋天的尘肺病村庄。

百科说，煤矿工是患尘肺病的主要群体，尘肺病是矿场工人在生产活动中因长期吸入粉尘，导致肺组织纤维化的全身性疾病，该病不可治愈且会逐渐加重。病人通常的表现为呼吸困难，最终恶化到无法自主呼吸，大多数的病人生活难以自理自立，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过世。前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就曾这样形容他们生命的律动：他们每时每刻的呼吸，就像是短跑运动员刚百米冲刺后的状态。
刘民田的小儿子刚满16岁，不久前，母亲带着他去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母亲因为他的懂事奖励了他部小小的手机，他的生活从那时起也被框在了四四方方的屏幕里。他的墙头贴满陕西各大高校的报纸，昏暗的环境里，“招生简章”四个红字显得格外发亮。他坐在床上，靠着墙，因为寒冷，边搓手边指着微信里的旅游图片问我：“姐姐，你去过这里吗？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安县城。”
曾有一位学者言语：也许繁华盛世只能在北上广看到，真正的中国就在广袤而闭塞的农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大概很难想象离西北最核心的城市——西安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地方，竟然会有这么贫困的家庭。
今年国庆我离校回到村中回访的时候，他第一眼认出了我，“秭沫姐姐，我好想你呀！”他热情地把我抱住，我开始无力地关心这个弟弟的命运，尽管之前思想有过多次挣扎想要帮助他解决问题。依照母亲制定的计划，他将在烂垮垮的土屋里度过青春期，等满到十八岁，就可以去城市里打工了，而供他读完高中只需要两千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

高高的台阶，把尘肺病人禁锢在小小的土屋里。

要找到尘肺病人的家并不容易，著名非虚构特稿《血煤上的青苔》袁凌：血煤上的青苔 曾这样形容：“穿过亚洲第二长的秦岭隧道，从汉江水库入口，顺河上行二百来公里，一直往深处去，如果你以为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错了，到矿工家还得往里走一段。别的矿工也和他一样深藏着。”我循着文章的足迹，从西安城南客运站出发到县城，又从县城倒车到镇子上，再包车上山，从公路消失的节点爬山步行才至病人的家。

沿着蜿蜒高平的山路往深处去，我见到了当时已经瘫痪在床的周少鼎。周少鼎生长的村庄——龙胜村，就像大多数尘肺病村一样，死气沉沉，处地极其偏僻，没有基础经济产业。村里的住户分别错落在三个山头，全村不足六百口人，却已有80多人罹患尘肺病。这座村庄如在世外存在良久，当陌生人闯入时，农户门前牲畜嘶力吼叫，表达着局外人的不满，围绕四方的大山，伟岸，寂静，萧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注视着这群人的生生死死。

“都是为了挣钱，不然谁愿意过这种日子。”

周少鼎是06年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没等活干完，就要喘半天气。”从矿上还乡后，他在镇安县城找了份扫大街的工作，07年因为一场车祸高位截瘫，在那之后，妻子成了他的双腿，每天将他背上背下，从炕头到炕下。为了少让妻子承受负担，他每天只喝一点点水，吃拳头大小的饭。
他离不了床头那些瓶瓶罐罐，每天起床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吃药，残废的双腿将他禁锢在一米宽的炕上，他的小腿已经萎缩成了一条细棍，上面长满了褥疮。
周少鼎原来有167斤重，现在只有110斤，身影像极了国际新闻上的非洲难民。他长期窝坐在一把木椅上，椅子上的藤条被他的棉大衣摩擦地黑油油发亮。每当等到中午，狭长的太阳光钻进屋里时，他会请求妻子将椅子抬个方向，让阳光照一照自己。

周少鼎的家。

尽管他本人瘦若柴木，妻子的脊背还是在成年累月的挤压之下弯成了上弦月般的弓，“（我）腰椎间盘突出的厉害，现在已经背不动他了。”妻子的劳疾最终还是在三九时节爆发了。
“今天这个矿上给的钱多就去这个，明天这个打钻给的钱多就去那个，工资都是按天算的，那个时候，我一天能挣五六十，一个月挣得比那些卖土特产的小老板还多！”周少鼎回忆起先前的岁月，声调高涨起来。
“我们不认得字，一年到头到处下矿，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签，拿着什么去要赔偿 。我们都不懂这个，只知道打钻就能拿钱。拿着病情诊断书去矿上，负责人就说你们又不是我这儿的固定员工，一年换几个矿工作，能确定是在我这儿的矿得下的病吗？” 
比起铁矿，煤矿，在金矿工作过的工人更容易患尘肺病。周少鼎在神木工作过的金矿，就有人形容它是“吃人的魔窟”，长时间与高粉尘接触是他们患病的主要原因。

钻头在头顶轰隆隆震天般巨响，每隔一段时间矿道里就大面积扬起粉尘，如果不用衣领蒙着口鼻，不到一小时的作业矿工就会被呛得无法呼吸，矿工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一天下来满身都是厚厚的粉尘。
周少鼎回忆，当时整个矿有600来号人 ，有将近一百人在查出自己身患尘肺病后仍然继续工作，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这些每天充斥在身边的粉尘终有一天会要了自己的命。“即便是知道了，也会继续干下去，都是为了挣钱，不然谁愿意过这种日子。”
没能和矿场形成一种稳定的雇佣关系，导致大多数矿工的索赔之路遥遥无期。矿场的工人曾经自发组织过一场索赔活动，在申请赔款被拒后，总共73位晚期患者抱团取暖，走遍榆林市各部门寻求帮助。但由于拿不出劳动合同与书面证明，这场在工友们看来轰轰烈烈的“起义“最后无疾而终。
周少鼎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春运的场景，镇安县客运站大大小小的车上挤满了回乡的矿工，当他们双脚沾到家乡的泥土时，他们昂起头，显得格外意气风发。

寒冬时节，一名尘肺病人的妻子坐在自家屋前的空地上打盹。

而现在龙胜村，岁数最大的尘肺病人已过60岁，最小的还不足30岁。
他们一批批地走，带着一颗尘肺和即将泛起裂痕的心一批批地回。 “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了。”提起当时一起下矿的兄弟，周少鼎边说边发出“嘶嘶”的喘气声，病情的恶化使他不得不每说一句话就停缓一段时间。
”私人的矿一个月5000多块钱，国有的（矿）一月是800，当时都知道那（私人矿）肯定挣钱，大家一起拉扯着都往那涌。“可即便是国有矿场，也是随干随走，没有人会在意一纸证书。
最早一批下矿的矿工攒了钱回来后在县城买了房，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空调暖气和空都曾让同村人分外羡艳。谁能想道，短时期内的致富，也不过是几度春秋的光景。
生命是随着肺一点点变得坚固而灯枯油尽的，每死一个尘肺病人，一个家庭也就随之彻底轰塌。“有的在金矿上干过活的兄弟，火葬后留给家人的是一颗将近1000度高温不化金肺。

“我要给你打个金戒指。”

“我这样就是生不如死。”

另一个山头的屋里，尘肺病恶化到二期的黄虎扯着嗓子说道，他用手砸床表示对自己的愤怒，却发现手已经抬不起来了，妻子缩在一旁偷偷抹眼泪。
三年前他从金矿上回来，同时带回了一颗塞满矽粉的肺，心底也跟着落满了尘埃。如今他每天都要将三四十颗胶囊塞进肚子里，我看了看药品简陋的包装：清肺胶囊。
有关调查显示，超过80%的尘肺病矿工被确诊为二期及以上，二期患者基本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由于无条件医治，都会朝着三期恶化。三期患者呼吸困难，无法自主生活。大多数晚期患者行动不便，并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每年因受不了折磨而自杀的尘肺病人占整个群体的4.6%，他们选择这样“轻松”的方式结束对家庭的拖累。他们就像是世界的弃儿，没有人能够亲身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枷锁，让他们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

二期病人，儿子刚满一周岁。

黄虎不是没有想过自我了断，有一次他跟一个健康的村民埋怨：“我死了，这个家就塌了，我老婆孩子多造孽。”村民回答他：你走了，你老婆就解脱了。“听了这句话，他胸中的郁结缠绕了好几天，他觉得所有健康的人都比自己高一等。
有次他自己故意憋气被妻子发现，妻子哭了整整一晚上，从那一刻起，床头传来的任何响动都让她提心吊胆。里屋薄薄的墙将他们隔开，就像是自打患病后夫妻之间筑起的那道壁垒。后来，妻子实在承受不了这面墙的压力，除了淘米，洗菜，做饭之外，其余的时间尽量都待在黄虎的房子里。
黄虎的人生被塞在制氧机里面。现在他每天的活动地点仅限于一张逼仄的木床，时刻听机子发出“咕噜咕噜“冒泡的响声。山下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火车经过，那哐哐的噪音让他觉得过于声势浩大。

刚失去尘肺病儿子的母亲，病重中。

他“嘿嘿”地笑着，趁妻子在隔壁做饭的时候，指了指枕头，说要用枕头憋死自己，但是需要逮着个好时机，趁着自己最喘的时候。还说用这种方式结束痛苦的病人，隔壁村头已经有三个了，“我亲眼见过一个尘肺病人活活被石头肺憋死，与其这样我不如自己先去了。”
“我肺上有金子，把我肺上的金子弄下来给你打个金戒指!”黄虎对妻子做出承诺。
一条生命的终结，催生了寡妇，遗腹子，失去父亲的孩子，失独者等各群体的不断扩大，命运与命运串联成一条链子，再断裂掉落。

然而，乡里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一团和气，因为害怕被病人借钱，很多村民和尘肺病人一直保持着清晰的界限。而在上山的路上，司机先生也向我表达了这是那些病人早年贪婪趋利的后果。小村庄，大意识对抗，鸡犬不相闻，互相不往来，这是一座中国尘肺病村的众生相。
我加了黄虎的微信便于和他交流，他的朋友圈里经常分享一些励志文章，我略有惊讶地发现他开通了微信运动这一功能，只是每天几乎都是个位数的里程在榜单里显得些许落寞。

悄无声息地死掉给人带来的打击最大

记者袁凌这样形容尘肺病人这一群体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残废者，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要直视这样的文字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们正值壮年，却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无法奋力嘶喊，更招不来关注。散落在全国成千上万的矿场像榨甘蔗汁一样把他们卷入黑洞，吐渣般地将他们丢出来。他们是“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被单收敛起来的人。”
悄无声息地死掉给人带来的打击最大，镇安县青铜镇的焦晓惠仍旧记得某个冬夜，一位尘肺病朋友走之前的晚上与她的一次通话，“他知道自己可能快去了，不敢跟家里说，怕影响孩子高考 ，他心里苦闷，就跟我说，我当时还安慰他一切向前看。”
“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
14年夏天，这个乡亲们口中能干的女人加入了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组织，成为了一名一线志愿者。 

在操持着一家窗帘店的同时，去尘肺病人家中探访，收集病人信息并做相关的统计，为病人申请制氧机，为病患家庭的孩子申请助学金成了她的日常工作。
早前，焦晓慧的妹夫金矿上打钻，和大多数尘肺病患者一样，妹夫在感到身体出现异样后，没有立即去医院检查，回到家乡工作了一段时间，凶恶的病情才显现出来。
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容不得尘肺矿工去思考的问题。
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容不得矿工去思考的问题。“有些人查出患病后依然还拼命的在矿上挣钱，他们是家里顶天立地的支柱。”焦晓慧说道。

妹夫的病越拖越重，去年年关时他去世了，妻子凑钱开了一家小吃店。他们的女儿，那个学习很勤奋的小姑娘，总是挤时间把作业写完，为了能帮衬母亲在饭点洗洗菜。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报告（即申请合理索赔的前提），需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资料，“有的民工，在一个地方干上小半年，就又换另一个矿干了，打钻，挖煤，干什么的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矿工很难有固定长期的“用人单位”，在开相关证明时无处可寻成了索赔的一大难题。
“我才不吸，有的人越吸越歪（病情越重）！”在给龙胜村的一位尘肺病人家装吸氧机时，病人这样叫道。“有的人是在吸氧过程中走的，很多病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导致他们误以为这台机器会加重自己的病情。”焦晓惠说道。
“维权意识淡薄是一方面，有些自主维权的病人，他们普遍对国家法律制度不了解，手上没有半点证据就去矿上要医药报销，肯定没办法得到赔偿。“
她一直惦记着那个夜里走掉的病人，长久以来，他的死成了一条淡淡的影子在她心头挥之不去。没有人可以说得上，一条生命的消失，会给村镇带来多大影响。鸡鸣，大家早起干活，日落，大家照常休息，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这个世上只是多了一个寡妇，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和一对失去儿子的父母。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广袤的版图上，起码有70万农民工身患尘肺病，然而，对比真实情况，这仍是一个太过保守的数字。

而从传播的角度上来看，尘肺病人多为男性农民工。显然，他们无法掌握社会的核心传播资源为自己发声。他们既庞大，又特殊，他们没有留守儿童乌黑水汪汪的大眼睛，也不比第三世界受到压迫的妇女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长久以来，他们被社会中上游抛之脑后，完全符合记者王克勤在发言中所提到的“社会遗弃，家庭遗弃”的特点。

是谁在遗忘他们？是那些形同真空虚设的管理部门，还是雇佣制度不完善的矿场？亦或是某些冷漠的乡民，还有那不知去向的妻子？没有人能给出完整的答案。

眉目舒展的记者先生

国内有一位科幻作家在文章里写道过，“成年人身上大多有股难闻的味道。”
那些抱负心，名利心，夹杂着仇恨，欲望，日复一日，积攒在人的身上，怎么才能驱散的掉呢？诚然，现在已经很难寻到善良的成年人了。
上大学后，我备受这类文化的熏陶，而这些对成年人的刻板印象，在我第一眼见到记者王克勤的时候被打破。
那是今年7月的北京，印象里带着闷热气息的日子，“尘肺病好新闻颁奖典礼”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杨锦麟，武卿，南香红等各媒体人纷纷到场。
当时我正在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实习，得知消息后就奔往现场。在真正与克勤老师会面之前，那个飘着雪米子的冬天，我和朋友们在陕南尘肺病村呆了半个月，听朋友讲了太多有关他的传奇故事。
“站在桥上的人永远也不会懂溺水的人有多痛苦。”在典礼结束去往宴会的一路，我得以和克勤老师长谈。做公益会为自己赢得掌声，赢得鲜花，但是和背后多年以来付出的艰辛努力相比，这些转瞬而逝的光鲜也许就变得不值一提。
在酒桌上，他是最热情的那一个，带着西北人的豪爽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对中国传媒梦工坊的学生，他是最无私的那一个，总是不计回报地为他们介绍各种各样的媒体实习机会；做起事情来，他是最尽心尽力的那一个，他深入到山村尘肺病人家探访，万事都亲力亲为。他不是漫无目的的功利主义者，每时每刻关心着尘肺病人的福祉。他一年四季都保持着很足的精神劲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带的学生有时候会感慨其基因的强大，“以王老师的身体素质，一年到头全国各处跑都不带喘气的。”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在公益组织专职和志愿者以及广大尘肺并群体的共同努力发声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下，今年年初，国家卫计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其明确指出了一系列对尘肺病农民工的救助工作的要求。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在黄虎的病床前将内容读给他听，他的妻子在旁边鼓励他“求生意志要强烈些，再强烈些。”艰难地再吸一口气，跪着活下去，为了这个家。

后记

今年一月，西安最寒冷的时候，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要来陕西拍摄有关尘肺病人的纪录片,因之前受到央视传媒梦工坊的影响,我得以熟悉王克勤老师和他所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组织。

那时我已非常关注“尘肺病人”这一社会问题，但尚未亲自去接触这个群体，我自然将这次拍摄当作是一个能够与病人进行真切交谈的好机会。我对朋友说：今天不关心稿子有没有发，今天我们去关心尘肺病人。我们一行七个人，聚在西安钟楼旁边的一家青旅里，对纪录片的拍摄进行了再一次的深度策划。落地窗外飘着雪米子，我们围坐在屋内的大桌子上，大爱清尘陕西站志愿者王慧芳老师给我们做出相应的指导。
当时我正在一家向往已久的国家级媒体实习，恰逢中青报冰点周刊再次刊登有关稿件——《不能呼吸的村庄》，（多年前冰点前主编周欣宇老师曾编写过一篇《那些变成石头的肺》），里面的故事，刺痛了我的神经，可能每一个做媒体的人心里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字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带我实习的老师认许了我想要把“尘肺病人”作为一个新闻选题的想法，让我深入大山里去试一试。
说干就干，我和小伙伴一行人短暂地在西安停留后，便分组奔赴各地点展开拍摄，我和钰锦，梓睿在商洛市镇安县的青铜关镇，当地的志愿者焦晓惠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坚持上山到病人的家里进行探访和拍摄。
回到西安，我将这个过程写成一篇纪实报告类稿件，带我的老师告诉我，一方面是因为稿子本身质量和写作手法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和题材都较为敏感，所以无法签发，更不要说进行编辑，我听到后非常难过。
他用自己的例子来安慰我：之前他采访了一名较受关注的尘肺病人，后来写的稿子发去了北京，初稿被改动了很多，这让他很伤心。此之前，他没告诉任何人，从那个病人家离开的时候，他留下了2000元钱，期望病人和其儿子的的日子，能够暂时好过一些。“秭沫。其实我们能做的，真的只有这么多。”
后来我跟四川高校传媒联盟的李元哲伙伴讲了我的囫囵，他从各个方面向我解释了其中要害，我才得以明晓，了无之前的怨念，也深刻感到尘肺病人的救治道阻且长，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走完这条路。
此行除了尘肺病人之外，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的队友们。我们一起经历了半个月不洗澡，一星期不洗头的极致体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充足的寒假，考托福，考雅思，参加学校的游学项目，全世界疯跑，和家人暖暖和和吃一顿年夜饭，但是我们不，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只因我们想，我们能。尽管纪录片现在仍需补拍，战线会拉的更长，也许无法进行公共传播，成了一份历史的底稿，但是我们都不后悔。
他们分别是重庆大学方锦涛，重庆大学佘静文，重庆大学王艺文，郑州大学金钰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万梓睿，洛阳理工学院陈天文，洛阳师范学院王元书，吉林师范大学麻沛。
在此再次致谢，感谢王克勤老师和大爱清尘全体志愿者，感谢晓惠妈妈的悉心照料，感谢我的伙伴们，感谢梁爱平老师的鼓励，感谢人民日报张永虎老师对文章作出的宝贵意见，也无比地期盼着未来某一天，尘肺病人这个群体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土地上彻底的消失。